《挪威的森林》电影特别版序:从译本到银幕(一)
文:林少华

六月中旬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无疑是沪上一件文化盛事。其间,电影版《挪威的森林》举行了专场新闻发布会。导演陈英雄和渡边君的扮演者松山研一参加了,我也参加了。我参加的原因,自然因为我是小说版《挪威的森林》的译者。无须说,没有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就不会有这部电影;同样,没有《挪威的森林》的中文译本,恐怕也不会有这部电影的引进。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既然如此,我就多少有责任回答不少人怀有的一个极为朴素的疑问:村上春树为什么选择陈英雄执导这部电影?
我和电影原著作者村上春树见过两次。二零零八年十月底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因为在那之前不久媒体报道《挪》将由越南裔法国电影导演陈英雄搬上银幕,所以当面问他有无此事。村上回答确有此事。他这样说道:“就短篇小说来说,如果有人提出拍电影,一般都会同对方协商,但长篇是第一次,因为这很难。不过《挪》还是相对容易的,毕竟《挪》是现实主义小说。”他说关于《挪》此前也有人提出拍电影的事,他都没有同意。而这次他同陈英雄在美国见了一次,在东京见了两次,觉得由这位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的导演拍成电影也未尝不可。至于演员,可能由日本人担任。村上最后是这样结束这个话题的:“将会拍成怎样的电影呢?对此有些兴趣。不过一旦拍完,也许就不会看了。以前的短片都没看,没有那个兴趣。”
的确,除了长篇以外,村上小说已有若干部走上银幕:中篇《且听风吟》(1981,导演大森一树)、短篇《再袭面包店》(1982,导演山川直人)、短篇《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83,导演山川直人)、短篇《托尼瀑谷》(2004,导演市川准),以及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2007,导演罗伯特·洛格巴尔)。但作为长篇,《挪威的森林》是第一次由文字变成影像。《挪》在日本走红之后,据说一位名叫原田真人的电影界人士给村上写信,希望允许他立马搬上银幕,不料村上一口回绝,说即便库伯利克(Stanky
Kubrick)提出申请也不理睬。库伯利克是美国的大牌导演,导演过《斯巴达克斯》和《2001太空漫游记》等名作,当时的声望未必在今天的陈英雄之下。那么,为什么后来村上同意由陈英雄出手了呢?
应该说,村上在上面那段话中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陈导“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大家知道,村上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并且很熟悉美国人,外国朋友中也以美国人居多。但作为事实,身为日本人的村上的确不看日本国产电影,同时好莱坞那样的电影制作模式又难免使他感到焦燥和疲惫。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陈英雄“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这一特殊身份。进一步说来,陈导还既非越南人又不是法国人。这样的特殊身份意味什么呢?意味一种第三者眼光或游离于外部的视线。换言之,这样的身份很容易使得陈英雄对所处理的题材保持相应的距离感——实际上陈导拍摄的越南题材电影也大多给人以仿佛隔岸观火的冷静的距离感——而距离感或疏离感恰恰是村上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惟其如此,村上也才从这位越南裔法国导演的作品风格中敏锐地嗅出了相似的距离感,进而产生信赖感,最终向影片制作方日本TV局推荐了陈英雄。
至于村上此举是否正确或陈导是否不负村上厚望,日本国内外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不过我想,从电影中具体考察和体味这种距离感或外部视线,也未尝不是一种乐趣,一种知性的审视性的乐趣。日本国内报道说“是村上春树本人看了脚本后决定开拍的”,还说“村上君极力称赞扮演直子的女演员的演技”。对此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信不信由你。反正作为我还是满怀期待的。
所以满怀期待,此外还有一个大约只适用于我的小小原因——我觉得译者、尤其文学翻译家和电影导演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二者都是以自己的解读方式使原著生命在另一符号系统中获得再生。作为导演的陈英雄主要运用影像符号系统达到这一目的,作为译者的我则利用汉语这一不同于日语的语言符号系统向这一目标逼近。与此同时,二者的危险性也大体相同:或工于技巧,因匠气太重而堵塞原著精髓的传达;或失于粗疏,因功力不足而妨碍原著美感的再现。总之都影响原著生命及其美感的再生。作为“同类”,但愿陈导在这方面有比我远为出色的表现。
其实,对中国观众来说,陈导所传达的,较之原著文本,恐怕更是中文译本所再现的原著美感和生命。这是因为,观众大部分首先是中文译本的读者。因此,借此机会向无数喜爱《挪威的森林》的中文读者介绍一下这部小说中译本的诞生过程或其“生日”纪事,想必也是饶有兴味的。
时间退回到二十四年前。《挪威的森林》日文原作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在日本出版,一个月后我到日本留学一年,在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进修日本古典文学。每次去书店都见到一红一绿——鲜红鲜红墨绿墨绿——上下两册《挪威的森林》各带一条金灿灿的腰封摞在进门最抢眼的位置,正可谓风光无限,仿佛整个日本列岛都进入了“挪威的森林”,几乎无人不看。大约独我一人不屑一顾。原因在于我当时正挖空心思做一个所谓“中日古代风物诗意境比较研究”的项目,拿了国家教委六七千元钱,此行目的之一就是为此搜集资料。而且当年我是一门心思要当像那么回事的学者的,想写一本砖头般的学术专著把身边同事吓个半死。因此去书店几乎直奔文学理论等相关学术书架,没时间也没闲心打量这花红柳绿的流行玩艺儿,亦不知村上春树为何村何树。回国前只因一个同学送了《挪》的下册,我为配齐才老大不情愿地买了上册。带回国也随手扔在书架底格没理没看。
岂料,命运之手正悄悄把我这粒棋子移去另一条人生轨道。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即我回国两个月后,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在广州召开,从事日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副会长李德纯老先生一把将我拉到漓江出版社的一个年轻编辑面前,极力推荐说《挪》多么美妙,我的中文多么美妙,译出来市场前景又多么美妙。而我当时的经济景况却一点儿也不美妙,衣服大多是在后校门附近地摊买的,无论如何都需要赚点稿费补贴生活开支。当学者诚然美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钞票的美妙为前提的——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便是在这种既不美妙又未必猥琐的复杂心态下翻译《挪》的。或者说,《挪》便是从如此风景凄凉的港湾起锚驶进中国大陆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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