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吻你，只是吻一吻你

转自11.09.18 深圳晶报 文：云也退

　　《抒情诗的呼吸》

（俄）帕斯捷尔纳克 茨维

塔耶娃 （奥）里尔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他们在通信里探讨彼此的诗歌（主要由茨维塔耶娃牵头），往往是打破某种精神“冷场”的努力，避免之后各人又各自沉浸到与各自的缪斯的耳鬓厮磨之中。

   在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三位诗人之间通了整整一年的信，仿佛是这种奇特的关系，维持着里尔克病入膏肓的身体，让他直到那一年的 12月29日才撒手人寰。打开这本被冠以《抒情诗的呼吸》的著名通信集时，我率先找到了茨维塔耶娃在12月31日写给里尔克的那封悼亡信，天底下没有几个人，会在明知收信人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仍然执着地写去书信的，但没有这一点，这一厚摞书札就会缺少一个“基调”（套用帕斯捷尔纳克最爱用的音乐语汇）。

   “亲爱的，既然你死了，那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的死。”茨维塔耶娃在这封信里写道。“既然你死了”，轻灵地就仿佛收信人去了远方。她和帕斯捷尔纳克都认为，里尔克不是一个诗人，他就是诗本身，相应的，他的死也就等于那个大写的“死”，一种不需要凡人的呼天抢地来庆贺的存在。“亲爱的，爱我吧，比所有人更强烈地爱我吧，比所有人更不同地爱我吧，”她情不自禁地写道——接下去还有更加奇特的措辞：“别生我的气——你应当习惯我，习惯这样的女人。”

   茨维塔耶娃对爱的理解是典型诗人式的，按《抒情诗的呼吸》的编者的解释，在她的眼里，“一个理想的（即遥远的、难以企及的）爱人形象比一个亲近的、真实可触的人更为珍贵。”这还不是世俗所理解的“柏拉图式”，而是“无手之握，无唇之吻”，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悬浮在文字及其中的意象之中，要靠足够的敏感去把握。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1930年在回忆散文《安全保护证》里回忆里尔克的方式也是类似的：他从对1900年夏天（那时他年仅10岁）跟随父亲邂逅里尔克和情人莎乐美的场面的印象开始写起，写那两人如何来到车窗前，如何到包厢来拜访，及最后如何辞别。

  但是，这一节过后，帕斯捷尔纳克就离开他的偶像，去讲述自己其他的片断了。他的回忆不单是为怀念里尔克，而是要解答自己的问题：诗从哪里开始，诗如何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他的答案，就是自己所有这些“有意信手拈来”的生活印象，是由片断拼凑而成的，是从掉队的、落伍的、剩下的东西——也就是他这些经过着色与弹奏后的点滴追述——里涅■而生的。他从未提到过，有哪一桩事情促使他进入后来让他垂名史册的诗歌创作，是在不连续的、偶然的事件之中，加上对这些事件的层层叠叠的反刍后，他明白了诗歌（艺术）何谓，诗人（艺术家）何为。

  可以说，从未完成的真正的“抵达”，是三位诗人之间交往的主要特征——帕斯捷尔纳克对里尔克只有那童年的一点印象，而茨维塔耶娃甚至从未见过里尔克一面。1900年在见过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后，里尔克就想带着妻子去俄国过日子：他崇拜那里的一切，特别是以俄语为载体的文学，这花费了他两年的时间去精心研习，最终和他的德语、法语一样流利，他还像帕斯捷尔纳克把《浮士德》译成俄语一样，把许多俄国文学译成了德语。

  然而，里尔克最后也没有“抵达”心仪的俄国，因为他无法在那里找到工作谋生。他选择去了法国，给罗丹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后来便有了那本有名的《罗丹论》。与之相应的是，两个俄国诗人也对德国文化仰慕已久，1906年随全家第一次去过柏林后，帕斯捷尔纳克说：“柏林给我的印象是少年们的城市”；六年之后，他又去马尔堡夏季培训班里进修，在那里，“天才的柯亨”创建了马尔堡学派。茨维塔耶娃也是童年随家人去过柏林。到1922年，两人一前一后相继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却没能在那里见面，只是保持着书信联系。不知是否天意要成就一段至纯至粹的文学佳话，“抵达”和“相遇”对他们而言总是停留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我认为，正是因为总是缘悭一面，而在书信往来之中又颇多误解，所以，这三位文字和想象力的魔术师都对语种的隔阂十分敏感；他们最大的共识是：选择做诗人就意味着做一个世界公民，做所有民族的人。里尔克曾说，他的志向就是用一种最高境界的德语来写作，但是，他到了暮年仍然感到，自己有必要用俄语来执行一些德语无法承担的表达任务。茨维塔耶娃在1926年7月6日给里尔克的信中也说，她认为歌德关于“用外语创造不出任何出色的作品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不是一个俄国诗人，当人们这样称呼我时，我便会感到莫名其妙。”因此，里尔克写了《致俄耳甫斯十四行》后，茨维塔耶娃就将他本人同俄耳甫斯等同了起来：“俄耳甫斯炸毁了民族性，或者说，他大大地拓展了民族性的界限。”

  在这一年间书信里，每一个读者都能发现不少鸡同鸭讲的地方，不少自说自话的晦涩的段落，在彼此的回信里，除开那些以常理度之有点肉麻的赞美，他们很少露出彼此“酬唱”的味道。这种情况，或许根源于一种自觉的孤独意识。他们在通信里探讨彼此的诗歌（主要由茨维塔耶娃牵头），往往是打破某种精神“冷场”的努力，避免之后各人又各自沉浸到与各自的缪斯的耳鬓厮磨之中。但是，只要有任何一个机会，茨维塔耶娃都会表露她那种对省略号远甚于句号的钟情。就在7月6日这封信的末尾，茨维塔耶娃再次表白了她的“爱”：“可以吻吻你吗？这可不比拥抱大，而若要拥抱且不接吻——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为俄苏人，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之间虽然彼此欣赏、爱慕，见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他俩在十月革命后的通信最为火热，帕氏甚至一再表白说，要抛妻别子,到巴黎来和她聚首，但仍被茨娃热情洋溢地拒绝了，因为她不相信如真的见了面，还能“拥抱且不接吻”。帕斯捷尔纳克也明白，茨娃的距离感和区分意识，是他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根本分别所在。对同一个顶礼膜拜的对象，男诗人在第一次（1926年4月12日）给里尔克写信时高呼“敬爱的伟大诗人！……我把我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累都归功于您。它们是由您所创造的……”而女诗人说的则是：我爱你，但是，“我对你的爱已分化为日子和书信，钟点和诗句。”（1926年6月3日）

   于是，当里尔克死时，茨维塔耶娃让她的省略号继续下去：她写出的信，字字句句就仿佛里尔克依然活着，好像一条绳子新打了一个结后继续伸向远处。而帕斯捷尔纳克，他那纪念里尔克的《安全保护证》却结束于对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及下葬的记忆：“说真的，这个人对这个国籍来说是唯一的公民。其余的人也斗争过，也牺牲和创造过生命……然而他们都是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土著居民。”似乎很难判断，他把对里尔克，那位德语、诗和死亡的唯一化身的缅怀，托付给了这种清冷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