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受害者口中的物语，就在这里，未经过滤的，真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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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首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目前为止唯一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

社会性灾难事件纪实佳作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ISBN：978-7-5327-5466-3/I.3197

出版时间：2011.5

字数：301 千字

开本： A5

装帧：平装

定价：32.00

“沙林事件发生第二天，我向妻子提出离婚”

井筒光辉（当时三十八岁）

其实在那之前我到南美洲出了十天差， 三月十九日刚刚回来。二十日那天本可不必上班，但考虑到第二天春分可休息一天，况且好久不在公司，说不定有什么工作，于是到公司去了。事务所内为什么这么暗，我感到纳闷。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所乘的地铁车厢被施放了沙林毒气。随后逐渐恶心起来，甚至有缩瞳症状，周围的人都劝我：“会不会是沙林中毒？最好马上去医院！”

我首先去了附近一家眼科医院，对瞳孔做了检查。眼前无论有没有光亮，瞳孔都没有反应。接着巡警也来检查，之后我们被送到了后面的赤坂医院，那里已经做好了打点滴的准备。沙林毒气患者还有其他好几个人，医院流水作业似的对他们进行检查。赤坂医院没有准备好解毒剂，床位也不足，院方建议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先回去，明天再来。对了，赤坂医院也没有给我们做血液检查，现在想来，那真是他们的疏忽。

当时我大体可以猜到自己中了沙林毒气，电视报道与我所经历的一模一样——同一列电车、同一节车厢。

大概当时也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吧……，心想自己在赤坂医院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回去会不会死掉（笑）。事发时，我站在电车中，能够自由地向后面移动，那还是比较幸运的。同一列电车中坐着的乘客由于无法移动，中毒很深，住院住了相当长时间，这是我从前来了解情况的警察那里听说的。

由于瞳缩症状迟迟不见好转，结果整整十天又是去赤坂医院，又是去看眼科。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治疗，连胆碱酯酶值都没有检查。

说真的，遭遇事故当天，我一直在公司工作到五点半。因为恶心没有食欲，中午饭没怎么吃。冷汗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脸色发青，如果突然晕倒当然可以直接回家，但症状又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大家七言八语地说：“是不是刚从南美洲回来，患上花粉症了？”头痛、眼睛的焦点无法聚拢，所幸我的工作主要是接电话，看文件的工作只好交给女同事了。

第二天是春分休息日，我一直躺在床上不动，眼睛不舒服，连动的力气都没有。晚上没有睡好，几次被噩梦惊醒，那时非常担心如果这样沉沉睡去，就再也不会醒来。

现在我一个人生活，那时却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这样说似乎有些复杂，真不好意思（笑）。虽说有家人，现实中却同没有一样……。

我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已经很大，另一个刚上小学。那天当我把穿过的衣服挂在衣橱里时，小孩子突然说眼睛痛。我就心想这真是不吉利的东西，不如扔掉。于是将那一整套西服扔掉了，只是鞋子没有扔。

作为事件的后果，有的人不幸去世，有的人则为后遗症所苦恼。对罪犯，我当然感到愤怒，只是与同一列电车内遭遇事故的乘客看法也许有些不同。我的症状较轻，可能看待沙林事件会比较客观。

这么说也许有些不正常，很久以来，我对宗教及狂热的信仰从未否定过，觉得并不是不能理解。从小我就喜欢星星、神话什么的，于是成了一名大副。我非常讨厌集体化，所以对宗教团体没有兴趣，但并不认为对此进行认真思考本身是坏事。

不过也真是奇怪，我去南美出差时，在哥伦比亚应邀与当地大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唱卡拉OK，第二天本以为还要去原来的地方，却被请到了另一处。结果，就在那一天，原来那家卡拉OK发生了爆炸事故。我不由得感叹：“还是日本安全啊！”谁知回国后第二天上班途中便遭遇了沙林事故（笑）。在南美、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是家常便饭，死亡随时可能找到头上，这和日本不同。

沙林事件发生第二天，我向妻子提出离婚。原本夫妻关系就不太融洽，趁着去南美出差的机会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打算回国后提出。没想到，遭遇了沙林事故。实际上，以当时的状态，回家后也难以开口讲出来。

遭遇事故不久，我从公司给妻子打过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她对此却反应冷淡，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怎么样？”这样的话都不曾问起。我想这对于提出分手是起决定作用的，加上当时的心情极不稳定，使得我能够把离婚顺利说出口来。

如果没有发生沙林事件，我也许不会那么早提出离婚。因此，沙林事件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痛苦经历，也是一个契机。由于家庭内部关系不太融洽，当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我安危，当然也想到自己可能会死掉。即使那样，我也会认为那是一次偶然事故，说不定早想通了。

说起现在的兴趣就是绘画、雕刻版画。我家后面住着一位专职画家，经常向他请教。一般晚上或者空闲的时候画画。我喜欢风景画、静物画，常画水彩。无论是独自一人画画还是同画友交谈都是一种享受。但从不愿谈及画虾的话题。

第一次采访

（九六年二月）

    PTSD症状的出现开始于沙林事件发生后一周左右。第一位患者来向我诉说：“本想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但两腿发软打颤，根本去不成。”那是三月二十七日的事。但仅就中毒本身来说，那位患者还算是轻的。

    作为常见症状，最多的是受害场面的再次浮现，也就是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感觉也同事发当时如出一辙。那并非简简单单的回忆，而是仿佛体内有异物不断涌上来的感觉。那也不同于所谓的“白日梦”，而是一种“记忆入侵”。

    身体受沙林毒气伤害的程度，同PTSD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精神受伤害的程度问题。比如，有些人尽管自己受了轻伤，但仍在现场照顾晕倒的重伤员。看到对方口吐白沫，痛苦不堪地在自己面前死去，那种场面的悲惨程度丝毫不逊于战场。实际目睹这一场景的受害者中患PTSD的概率非常高。

    这种情况，就好比毫无征兆地被突然推进死亡的深渊。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那都是一种极为恐怖的体验。而且，沙林的恐怖，是从未诉诸语言的那类恐怖。因此对于受害者来说，无法很好地将那种恐惧表达出来，从而对身体产生了一定影响。自己的感觉无法置换为语言或者无法很好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只得将其勉强地抑制住。但无论怎样努力抑制，总会对身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常见症状，有无法入睡、做恶梦、感到恐惧等等。所谓恐惧心理，打个比方来说，不敢乘地铁、不敢过地下通道，焦躁、坐立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以及总想逃避什么，整天无精打采。由于竭尽全力忍受着病痛折磨，当然没有精力顾及其他，也就是说同其他活动断绝了关系。与此同时，脑中浮现出的中毒症状的瞬间场面也导致了受害者出现疲劳和倦怠感。

    有些人不得已辞去了工作。曾有一位女性对头痛症状非常苦恼，以至于无法工作，却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公司以病已治好，没有大碍为由，不允许她减少工作量。每天加班到深夜两点左右。向别人诉说，却没有人肯帮忙，甚至不理解。她只好辞去工作。

    这种疾病并不像外伤一样可用眼睛直接观察到，因此往往难以得到他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尽管是一种疾病，但还是要归咎于患者依赖心太强，不够努力。

    ——例如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受害者的状况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晓好几天被压在倒塌的大楼下的情况，以及疼痛和难受的种类、程度等等。但在地铁沙林事件中，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难以切身理解那种恐惧的。

    是的。另外，相反，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只是单纯地将事件影像化、程序化，这很容易使人们形成一个观念——“原来就这么回事啊！”比如在地铁入口处人们不断倒下，但那只不过是一层表象，真正悲惨的部分在电视上并没有播放出来。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触：接受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恢复程度当然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点点循序渐进地康复，有的人因为某种契机而戏剧般地恢复，情况多种多样。

    说到治疗方法，我并没有特殊手段。只是倾听对方的痛苦，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进行交谈。

    比如逮捕麻原当天，有人想起了地铁沙林事件，从而陷入了恐慌状态。一旦发生这种大的相关事件，患者头脑中便经常浮现事发时的瞬间场面。的确，在地铁车厢看到有人头戴面具就会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那完全是错觉或者是幻觉状态。而在那个人脑海中，事情却已真真切切地发生，他对此深信不疑。遇到那种情况，就要反复告诉他：“不，事件并没有发生”。

    不断地诉说恐怖、恐怖的患者，一般来说会逐渐康复。总的来讲，这类患者比较容易治疗。倾听他的话，感受他的痛苦，稍微加以调理，就会让他轻松起来。但现在仍有许多患者处在无法调理的混乱与无法表达的状态中。

  ——这么说，许多人都患有潜伏性的心理创伤。来这里治疗的人，是不是说只要有想治愈的意识就还有救？

    是的。我想，有PTSD症状的患者数量大约占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全体的三四成。受害者总数超过五千人，因此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曾对圣路加医院的八十位患者，分别以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六个月为时间基准做过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脑海有过浮现受害场面经历的人数超过三成。这三个月时间里，患者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恶化的例子。

    尽管内心有很深的创伤，却不愿承认，有时会变得非常危险。比如有些人通过拼命工作或过量饮酒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与烦恼。

    我有一位病人，最近在电视上看到海湾战争场面时，日中战争①时遗留下来的内心创伤再度复发。五十年前，他曾用刺刀杀死过中国人，那种场面在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来，从此再也难以入睡。也就是说在意识深层隐藏了五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唤醒了，结果被噩梦魇住。

    沙林事件的受害者也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无论怎样将其抑制在意识的深层，也会在某一时刻因为某种意外而再度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许多人想独自一人处理，结果反而使其恶化，因此有必要求得他人的帮助。对方不一定非是专业医生不可，但要能够理解你，这是必需条件。比如向其人倾诉烦恼，对方却说“那是因为你太脆弱了”。这样一来，心理创伤反而会更严重。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多见。昨天第一次来这里的一位患者便遇到了这种情况，完全丧失了信心。长此以往，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会逐渐加剧。难以被真正理解——这是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典型特征。他们真的很孤独。

    除此以外，社会上或许还存在着对他们的隐性歧视，即对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心理歧视。因此有些受害者试图尽量隐瞒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这让人感觉如同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尽力隐瞒受害事实一样。

    按我的理解，那同日本社会的“污秽”这一观念有着某种关联。在日本，很久以前，如果有人接触到死亡或灾难，便被认为沾上了污秽，并且有将其从周围隔离开来的传统。在古代，那是非常有必要的。虽实行隔离，但被隔离之人仍未脱离共同体，并接受着治疗，无需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给了他们一种保护。并且，在袚除污秽的仪式中，“污秽之人”会逐渐痊愈。所以，古代的“污秽概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到了现代，共同体这一系统在实质上已经消亡。但那种“污秽”意识仍潜伏下来，从而衍生出类似心理隔离的东西。这对受害者实在过于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