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一个简单的美国人在复杂的中国
转自2011-04-19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连清川

人物周刊：在你的书里，多数的角色都是普通人。你是否故意在避免那些大人物，为什么？

何伟：可能有几个原因。我想在我书写的那段时间里，从2001到大约2007/2008年，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移民和这种朝向都市中产的变迁。在我看来，这个群体的人们在中国更大的变迁中是最有意义的。但他们经常没有得到深入的描写。于是，我的目标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动机和看法，并且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进行的。

    另一个原因是易于进入。有名或重要的人物太忙，不能花很多时间和一个记者谈话，并且，名人通常广为报道，他们可能被媒体保护或修饰，被描绘为某种特定的形象。我喜欢写那些我真正了解的人，经常有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接触，这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来说是可行的，我最喜欢写那些从未被写过的人。他们更加开放，并且对我的工作方法更加耐心。我在美国也是这样工作的。我也不喜欢写美国的名人。

人物周刊：在《甲骨文》中，你写了很多中国历史。但是在《城墙》一章中，你很少提及历史。为什么？你是希望更多关注目前的变化，还是认为对这部分的中国，历史所起的作用比较小？

何伟：《甲骨文》关注的主要就是历史，或者说时间。我那时感兴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所以，历史在那本书里扮演了主角。

    《寻路中国》主要是关于发展和经济的，历史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在第一章中有一些关于长城的历史资料，主要描述长城的经济背景，和中国传统上是如何与其邻居互动的。但第一部分之后我就很少提及历史。我把历史放在了第一章，而第二章主要是一个家庭如何应对现在，或今天；第三章是关于一个城市如何为未来谋划的。书是从过去移动到未来的。

人物周刊：在我看来你似乎在看待你的主人翁上态度矛盾：一方面你被他们感动或信任他们的个性，另一方面，你被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所困扰。我说得对吗？

何伟：去写那些不复杂的，或者有些时候不矛盾的人是无趣的。多数人不是圣人，尤其在现在的中国这种气氛之中。

    但是我还是喜欢上这些我深入书写的人。魏子淇有许多的缺点，但我崇敬他的智慧和动力。我对曹春梅和魏嘉也是这么看的--我非常关心他们两个。我崇敬许多我在丽水认识的人，尤其是罗师傅，他真的是一个非凡的人。我不想写那些了无趣味的人。如果你不尊敬一个人，你就会发现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漫长。这是一个关键--我必须尊重这个人。他们有缺点是正常的，但他们必须值得尊敬。

人物周刊：我很喜欢你写的魏嘉生病的故事，它令我也感到窒息。这个系统对普通人是十分不利的。你认为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何伟：魏嘉生病的情形，是我在中国十年之中遇见的最压抑和困难的事件。它让我觉得非常无助。同时，他父母的冷静，和村里人的帮助，令我非常尊敬。

    医疗系统，非常不幸，是所有地方的长期问题。它在美国也是个大麻烦，人们也没有找出方法建立一个良好的系统。因为中国的人口庞大，这里会更加艰难，恐怕将来这个问题还会加剧。

人物周刊：人们自然地适应到现代化之中去，无论愿意不愿意。按照你的叙述，他们变化得非常快。有时候在宗教的支持之下，有时候没有任何宗教或价值观的支持。你会不会担心这将会导致灾难？或者你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现象？

何伟：我想我总体上是乐观的。我看到了非常多令人悲伤的景象，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代际的中国人是否真的快乐--对于人们所拥有的一整套感觉来说这个词过于简单。但是我极少觉得他们倾向于放弃或者感到受挫。因此我总体上看到希望。

人物周刊：魏嘉的教育带给读者许多忧虑。当然，这非常不同于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对于中国的教育有许多批评，你怎么看？这种教育系统将给魏嘉这一代带来什么？

何伟：事实上，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的教育系统要优于美国。美国人越来越担忧中国，曾经有许多测试分数的比较，结果显示中国教育产出更优秀的学生，尤其在数学上。

    我个人在中国系统上发现了许多漏洞。并且我认为许多在中国教过书的人都有这种反应。我注意到那些为中国教育所折服的人，多数是没有在中国的学校里工作过的人。

    我不喜欢有太多群体结构或对群体过多强调。但就像我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我因自己的个性和文化而认识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个人主义有很充分的尊重。我小时候在美国就不很喜欢学校，我讨厌群体工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确定如果在一个中国学校里我会更悲惨。我认为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产生一个作家是很难的。

人物周刊：在（丽水的）内衣配件公司里，工人们在他们的个性中表现出许多好的或坏的东西。你觉得这个（转型）过程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吗？或者这种改变只是城市化中的普通进程？这会不会成为农民工中的共同现象？

何伟：这些人当然被转化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朝着好的方向改变--比如罗师傅、陶氏姐妹，在我认识他们的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变得更加自信和成功。这是一种教育。有时我觉得从乡村里来的人，在工厂世界里比在学校里更快地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陶玉凤绝对在装配线和宿舍里学到许多更有用的东西。这么说使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非常珍视教育。但这就是我观察到的。

人物周刊：你在丽水所遇见的那些官员我们称之为“技术官僚”。他们重视经济建设，但并不怎么关心社会进步。你对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会改变吗？或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脊梁？

何伟：这是一个好的用语。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而这种模式的代价在未来数年中将会更加明显。我相信这是下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需要探索一个更少经济取向，或者更少实用主义的阶段。

人物周刊：政治系统比较少出现在你的书中，但是它其实无所不在。你提到中产阶级会逐渐意识到这是改革中的一个障碍。但是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你乐观吗？

何伟：我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变化会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当然，这是普遍的变化方式。我对于变化是乐观的--对人们的能力我印象深刻。当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谋求。但是他们得决定什么时候需要政治改变。我觉得现在人们的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这不是他们的首选。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非常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你觉得美国的读者会难以理解吗？

何伟：不会。我认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理解一个中国人的动机和想法相对容易。问题在于两国之间传统上有巨大的距离，而外国记者又无法深入。但是现在一个作家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人、社区上面，并且真正去理解他们。我发现中国人非常理性而且根本上很踏实，这对美国读者来说非常容易理解。有一些性情我们是共有的。我相信美国人和中国人通常非常随意、非常直接而且很幽默。这就是我一直在中国很舒服的一个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记者，你的生活非常深刻地和你的角色们纠缠在一起，你难道不担忧这会误导你的判断或者影响你的客观性？

何伟：在写作《江城》的时候我比较担忧，我担心人们会因为我写的东西遇到麻烦。那时候没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特别很少关于中国小城市的，所以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反应出来。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的担忧越来越少，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告诉读者你和角色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人称这么关键。读者知道我和魏嘉是朋友，这似乎影响了我作为一个作者的角色，但它没有摧毁关系，只是不同的关系。所以我需要向读者说清楚。而在丽水，我并没有这种关系。我没有直接卷入我的角色的生活。我相信这两种关系都没有问题，而每一种都有其优势。有一些差别是好的。如果我只写在中国的朋友，那就会有问题。但我并没有这样。关键在于对你的关系完全坦诚。

人物周刊：你在中国呆了10年，写了3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你似乎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说。你对中国的未来写作计划是什么？

何伟：经过10年之后，我决定是时候写写不同部分的世界了。我感觉《寻路中国》是一个自然停止点，并且我很满意这一套3本书。主要的是，我感觉我可以从写作其他地方学到新的技巧，迎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回到美国，我最近开始写作科罗拉多州农民。今年夏天我们将迁居到中东。我总的计划是在五六年内回到中国。我觉得它会给我一个新的角度。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有新的能力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