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4.23南京先锋书店《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新书会实录（一）

2011年4月23日

南京，先锋书店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新书分享会

19：30开始

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先锋书店合办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新书发布和分享会。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我们这个新书分享会的几位嘉宾老师。

    坐在最中间的这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易中天老师，大家欢迎一下。

    易老师飞机下午才到南京，所以他是直接赶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非常感谢易老师。在易中天右边的是刘绪源老师，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也是文汇报副刊的主编。在易中天左边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彬彬教授。在我左手边的这位是这本书的编辑陈飞雪老师。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本书是李泽厚最新的一本谈话录，分了九个大的话题，谈到了很多哲学问题，还有他自己的治学方法、研究过程，还有不少和国计民生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出版社的责编陈飞雪老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制作过程。

陈飞雪：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读者朋友，也谢谢我们的同事丁丽洁的介绍，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其实每一本书它的这个过程都是一个惊喜，对我们编辑来说。李泽厚老师有一本新的书愿意在出版社出版，对我们编辑和出版社都是莫大的惊喜。这个过程非常有趣。我记得是去年世博会时，李先生到上海来，受东方早报的邀请来看世博会。他到一个地方大都不太公开，但又愿意和朋友们一起餐聚，聊一聊当下的社会和生活情况，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理论问题。这次餐聚时，刘绪源老师也在，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李先生非常关注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他也谈他过去的学术的历程，我们青年朋友对此非常好奇，非常愿意听他说，每次餐聚都很欢乐。但是这次，我出于职业的驱动，曾盯着他问，我说李先生你有没有新的著作可以给我们出版？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他缓缓地摇手说，没有了，没有了。我们知道他去年刚刚度过了80岁的生日，很多媒体采访他，他和媒体谈了很多很尖锐，很当下的一些思考。我曾经想动员他，是不是把访谈，把在媒体上发表的东西集起来，出一本书。但李先生说，谈过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吧，发表了，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当时就是这样。但这次餐聚后，他传话给刘绪源老师，说那天人多，我们没有谈透，还可以再谈谈。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五年以前有过一次餐聚，李泽厚到上海来，好像是接受华师大的邀请，给华师大的学生讲课，还有少量的媒体采访，那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餐聚，那天刘绪源老师跟他谈了很多他的著作，他觉得好奇怪，说你怎么对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这么熟？当时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所以五年后再见，他觉得还可以再聊一聊。本来就是一个朋友，或者说在学界，是一种前后辈的交流，李先生对这种坦率的、非功利的交流，是喜欢的。李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媒体是非常重视的，我记得他在去年的一次访谈当中也说过，他说中国的媒体现在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推动整个的社会一点点往前走，他说我非常地重视媒体，所以有认真的媒体朋友提出采访，他还是非常愿意的。但是他也有点不满足，就是他觉得，和媒体谈的，总还是一些相对时髦、热闹的话题；他希望能够有更深入一点的交流，比如谈谈最新的学术思考，谈谈他的每一本书，作一些学术上的回顾、比较和总结。但是能够这样谈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要经历过他那样一个时代，要非常了解李泽厚先生和他的这个时代的关系，以及他的思想发展的踪迹。他们后来经过电话沟通，李先生说，媒体谈过的再谈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要不，刘老师你再说一说，你们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构想这本书的？

刘绪源：李先生那种哲学家的思维逻辑是很清楚的，他说，跟媒体一样的对话，再谈就没有意思了；不一样的，就是谈学术，谈理论，谈过去的著作，谈新的观点，但是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得比较深了，也就比较枯燥，不再是时髦话题了，媒体就不太愿意发；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出版，如果谈五六万字，那倒可以，但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工作量非常大，是不是值得做？所以，我想就算了吧。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值得，这毕竟是有价值的。于是，他让我想想有哪些问题，是不是先整理一下。我就把平时对他的观点的一些疑问，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我了解的，他是不是同意我这样的了解，包括他过去的书，我都理了一理。因为整整30年了，读他的书读了30年，一整理，下笔就很快，几个小时就写了三四十个问题，大概有三千多字。我把这些问题寄给他看，他看了就非常感兴趣。那个时候他正好在生病，感冒什么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不是行。约好下个礼拜过去。到时候，我也不问他病好了没有，心想，碰运气吧，到了北京再说，因为他马上就要回美国了。到了10月18日这天，我赶到北京，他感冒已经好了，精神非常好。我们谈得非常顺利，原来说谈三到四个半天，每次三四个小时，后来两天就谈完了。第一天下午谈得很晚，第二天上下午都谈，直到天黑。他事后说，第二天，发现自己血压肯定不正常，但是不量，量了也没有什么好处，谈完再说。这完全是一种工作狂的态度。谈的时候非常愉快，双方都很投入，但谈完以后，他后来电话里说，人一松下来，感觉非常非常疲劳。因为他语速快，问题又非常多，而且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他又喜欢带挑战性的题目，所以思考的节奏快得惊人，这是非常劳心劳力的工作。

陈飞雪：这非常劳心劳力的三个半天，差不多十几个小时的长访谈结束后，刘老师就开始了紧张的整理工作。整理过程中，有什么新的问题，还可以随时再问，再回答，或在稿子上再添加。稿子到我手里后，我也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李泽厚在这后面，差不多是五易其稿，五次修改补充这个谈话录。对我来说，就是亲眼看到了一个勤奋的作者，一个80岁的思想家，是怎样很敏捷地工作，怎么很认真地对待这本新书。刘老师整理完以后，马上送交李先生，李先生在苏州、上海，分别对前后两部分做了修改；回到北京以后，又做了一次修改；到了美国，把打印稿或校样寄去，他又在上面改。这样，从10月18、19号谈完之后开始整理，一直到我三月初收到他的第二次校样，他已经改了四五次了。最后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清明节前，三月底四月初吧，我在出版科正准备讨论用什么纸张，准备付印的时候，他打个电话过来，什么问题呢？他说有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给我再加几句，这个其实是很要害的，我回头可以讲一下，我今天还带来了他修改的手稿。我想说，他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拿到书了，你们可以看一下，他在序里面说，“这又是一个急就章”，但是他对这个书的思考从没有间断过，在不断地添加，不断地补充，不断精确化，这样的修改，在我看来，就是谈话的一个延续，他的思考延续了整整半年，他用电邮、电话或邮寄改稿的办法，一直改到我付印前。他后来说的那几句话，我想想，觉得一定要加上。我先说一下这是怎样的一句话，有书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分享一下，就是第50页，他谈到：当年文化热都是反传统的——李泽厚是这样，他是又反传统又继承传统，我想一个丰富的成熟的思想家不会对一个复杂的事物做非常片面的论断——他在谈论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整个8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那个时候是反传统的高潮，几乎都在反孔，当时有四大名家，他原稿当中就说，他们都是批孔和反传统的，但是在最后一个电话当中，他说，你要加上，他们是“各自从启蒙主义、科学主义、基督教、尼采”这不同的角度来批孔和反传统的。他说我既然点了各位学者的名，我就要把他们是以哪些理论为根据，为出发点的，要把这个说清楚。这就是一个学者的严谨了，或者说是一个哲学家思考、思维的特点了，他觉得不是轻易地点一下名，罗列一下就行了，而应该往深里想，要把各家不同的性质、特点整理出来。非常负责任。

    　这里我还带来了一点稿子，他在给我寄的这个修改稿，还不是校样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大段大段的增加，这部分加得非常要害，有书的朋友，你们可以看，在本书第四页，他说欣赏两位中国海德格尔专家的话，他这个书的一个讨论的基本面就是在说海德格尔，要用中国哲学去填补海德格尔的空缺。这一部分，他加上了两个中国研究海德格尔的专家的话，他抄了两段，他说“我不赞同海德格尔把无情无绪看成是人生在世的最基础的结构”，这两段话都摘自两本研究著作的后记，没有理论论述，看上去作者写得很累了，最后他们抒发一下：是我的爱人，我的朋友，在我身边支持我这样的工作。李先生把这个作为他非常重要的论据。而且他提到的书，有的是2007年才出版的，我想，这个说明，虽然他从1991年开始就离开了中国，在美国教学，差不多到今年20年，好像他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社会和学术界的前沿，但是他一直都在关注，而且他会吸纳最新的一些年轻学者的思考，他认为这正是与他比较合拍的一个思考。这也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虽然是一个八旬老人，但是你和他交流的时候，他仍然是非常敏锐的，非常生机勃勃的，这让我在做他的书的时候感受到非常大的鼓舞。我觉得在座的朋友，或者今后的读者朋友，各自都会从中有所收益。我好象开始说得太多了，接下来交给哪位？下面请刘绪源谈一谈。

刘绪源：我想着重谈一谈李泽厚先生的“哲学创作”。在这本书第35页，专门有一个小节：《“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其中有一段是——

　　前面曾说到，我把你和你的同事们作过比较。你的那些同事都是中国学界的佼佼者，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可以说是真正在从事“哲学研究”，或阐释，或批评，或翻译；而你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你是在从事“哲学创作”，即使写康德，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东西。所以，在思想史论和美学文章中，才会有那么多原创的内容，更不用说后来提出的“情本体”了。

　　这里提出了“哲学创作”的概念，这其实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中国有无数哲学教授和哲学研究者，然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在哲学、美学、思想史等领域提出自己的创见，并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留下痕迹的，却并不多。

　　李泽厚说起过一件往事：“文革”结束后，中国社科院接待了一个西方哲学家，问起中国有几位哲学家，回答是大约四百多个，对方大为惊讶，因为在他心目中，一个国家有三五个哲学家就不得了了，怎么会这么多？（笑声）原来，我们是把从事哲学教学、翻译、普及等等有关工作的人全都算进去的。而在他们看来，哲学家就是要有他个人成系统的理论，要能填补世界哲学史的空白并将思想往前推进，要有创造性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是可以称为哲学家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