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透光的人
转自2010年05月10日 上海壹周  文：击节

《十一种孤独》
【美】理查德·耶茨/著陈新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定价：20.00元

“你为什么从不读我写的书？”约翰·伯格在《我们在此相遇》的最后一节《81/2》中这样询问母亲，母亲说：“我喜欢可以带我进入另一种人生的书。”

        有时我们通过一个人说的“不”更能认清他说的“是”，通过事物的对立面更能抵达它的本质和核心

        “你为什么从不读我写的书？”约翰·伯格在《我们在此相遇》的最后一节《81/2》中这样询问母亲，母亲说：“我喜欢可以带我进入另一种人生的书。”是的，进入另一种人生，或成为另一种可能，伯格的母亲在这里解读了艺术，包括绘画、影像、小说、音乐、舞蹈、戏剧等，对普通读者造成的巨大吸引力之谜。
        而理查德·耶茨和雷蒙德·卡佛这一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更多关涉此岸人生而非彼岸人生。有时我们通过一个人说的“不”更能认清他说的“是”，通过事物的对立面更能抵达它的本质和核心。耶茨的书对以往现实主义的许多特质说“不”。比如，它们对宏大叙事和社会批判不感兴趣，对故事的传奇性和戏剧性较少涉及，不经营现代派的哲理高度和繁复意向。既没有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弘扬人性的高贵品格和人间的正义美好；也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情感，或对爱和温情的力量着意宣扬。
        简洁地说，耶茨不带有任何立场，不站在任何高度；不揭露，不批判；不同情，不代言；不粉饰，不嘲讽；不感伤，不抒情；反精英化，反知性，反深刻，反形而上，反繁复，反技巧。耶茨的极简主义像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剪刀手，把关于小说的种种手法都修剪干净，然后只剩一条枝干茕茕孑立。这条枝干粗硬而干冷，构成它的质地的，是那些被生活推入困境的人，充满失败感的小人物，可笑的挣扎者，被遗忘的人。
        比如说猪油佬普拉特，他有着过于肥胖的身躯，过度依赖和无能的性格，微笑时奇怪的唇形连最好的朋友都心生嫌恶。这一回不受欢迎的普拉特试图一个人在戛纳好好安排他的旅行生活，但屡屡受挫，比如被“妓女看到他身体时脸上一闪而过的恶心表情吓得痛苦到无法勃起”。看到这儿有些心酸，纵然耶鲁大学毕业，有钱有闲，哪怕是在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里，他也是能被他人鄙夷的目光轻易地杀死价值感的人。
        耶茨笔下通常是社会性的人，虽然他们被生活推入某一种困境，但从生活诉求和精神诉求两方面来讲又渴望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寻找位置。除了《建筑工人》里未成名的小作家拥有一种波西米亚式骄傲以外，其他人并没有一种更牢固的内心价值来替代和补偿自己的价值感缺失。所以说，他们在失去社会认定的同时也一直在寻求社会认定，远离尊严的同时又一直在渴望尊严。一方面是不折不扣的不受欢迎的人，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渴望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跟这个世界更好地发生关系。
        他们往往抗争和寻求，但多半以可笑的悲剧收场。过着幽闭般生活的结核病人们，被“幽闭”的不仅是自由，还有尊严和希望。只有当穿上圣诞节的新衣裳，脸和举止才“顿时罩上了奇怪的尊严”。退役的布朗宁枪手，在酒吧里被人抛弃后无奈而沮丧，加上日常生活积蓄的失败感，使他在一个游行中莫名其妙地宣泄，并最终被捕。理想主义小文人索贝尔，放弃高薪跑到一家报社就职，以为能够更靠近自己的写作梦想，结果以被炒鱿鱼收场。
        耶茨自己曾说：“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只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其实生活可怕的并不是孤独，而是孤独背后仍是孤独。可怕的也不是失败，而是失败的后面还是失败。这种无法改变、无法突围、无法抵御构成了对绝望的另一种解释，另一种绝望，或者说作为慢性病的绝望。
        这让我觉得人生像是行进了一个闷罐子，人们在里头不会一下子窒息，而是长时间地苦闷、无法呼吸。里面小人物试图作出的种种努力，像是在用纤细的针尖不停地戳这个巨大的铁器，但是一丝缝隙也戳不穿，一点光也透不进来。郁闷一直在堆积、堆积，喊也喊不出来，捶打也没有人应。但是没有办法，还是得在一片黑里把掉在地上的针捡起来，接着去戳穿。
        开始时我们会想到《银色·性·男女》、《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立春》这样的影片，想到许许多多这样的闷罐子，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里面挣扎，到后来慢慢发现自己跑到那个闷罐子里，成了那个不透光的人。
        从有距离感的阅读和审视，变成感同身受地触碰那些人在生活里的失败和孤独，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耶茨的低气压、含氧量低的故事何时具备这种穿透力？去除拯救、去除升华之后的耶茨小说又是如何在人们身上引起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回声？卡佛说：“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或许正是文学和生活在根系最深处的血脉相连，引发了我们对个人生活的观照和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