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全程陪同”——《近代文学批评史》编辑琐记

转自：091025新民晚报 作者：张建平

    三年前的年底，美国著名学者雷纳·韦勒克的扛鼎之作《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中译本第八卷（即最后一卷）出版了。拿到快版样书后，我第一时间电话通知译者杨自伍，电话线两头的我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这是一项历时二十五年的跨世纪工程啊！
   
    1981年初夏（抑或是初秋？记不清了），我奉出版社领导之命，登门拜访当时的复旦大学外文系知名教授、外国文学专家杨岂深先生，商谈落实《批评史》的翻译工作。杨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在旁的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杨公子自伍。记得那天我与杨先生父子相谈甚欢。当然啦，在博学的杨先生面前，我基本只有听的份儿，而自伍兄不时的插话中显示出的外国文学素养和对《批评史》的熟悉程度同样令我刮目。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就从那天起，我与自伍兄，我们之间开始了一段至今已逾25年的“同志加兄弟”式的交往。
   
    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批评史》的前三卷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是自伍翻译、杨先生审校的，译者署名为“杨岂深、杨自伍”，责任编辑是我敬重的前辈方平先生，我帮忙做些辅助性的工作。第二、第三卷是自伍独自翻译并署名，而其间方平先生已经退休，由我担当起责编的重任。前三卷的译文质量得到了专家读者的肯定。在编校第四卷时，我国已加入了国际版权组织。在要不要购买全书翻译版权并继续出版五至八卷的问题上，我产生了犹豫。一则因为当时国内的市场经济大潮已经兴起，出版社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而像《批评史》这样的“高精”产品实在属于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之类；再则以自伍兄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如果翻译一些能够大卖的文学名著，绝对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我要是再让他把《批评史》译下去，真有点像是“害”他，实在于心不忍。我把顾虑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毕竟站得高看得远，一方面教导我要注重文化积累，向读者提供高层次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亲自给译者打电话，请他继续合作。偏偏自伍兄是个重情义的人，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我在为自己的“小人之心”愧疚的同时，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全程陪同”。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与自伍之间已经产生了相当的默契，当然也少不了摩擦。自伍的执着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真没少给我找麻烦。每每都快到了付型的阶段，他还会把校样拿回去，再抽读一遍，结果自然又有改动，而我就又得向我校对科的同事们打招呼，赔不是。有时候难免会向自伍兄抱怨几句，而他则总是诚恳道歉，回头依然故我……
   
    他来社里拿第八卷样书的时候，我们第N次相约一起吃饭。信不信由你，交往近三十年，我们居然没有像像样样地在一起吃过一顿饭。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觉得我们挺像的。
   
    就在交出第八卷译稿之后不久，自伍又开始了对第一卷译文的修订工作，他承诺在两年的时间里把全部八卷译文修改一遍，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繁重的修订工作上；而我也请了我信得过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对全书进行重新包装。今年新中国60华诞之际，这套修订过的、里外三新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终于呈献到了专家、读者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