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欢迎来到儿童世界

密歇根州，底特律（美联社）——有关男孩的特大新闻！著名医生捍卫男孩肮脏的权利。《家庭医生》杂志主编，哈维·弗莱克医生在该杂志9月号上撰文指出：“男孩们似乎本能地知道高深的皮肤病学真理——即保持皮肤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皮肤自身的油脂保护层。该保护层的清洗不应太过频繁，以免受到破坏。”

                            ——《得梅因纪事报》，1958年8月28日

    其实本书没什么重要内容：不过是关于儿时的种种状况及如何慢慢长大。生活的伟大神话之一便是说孩提时代过得太快。其实，儿童世界的时间走得才叫慢——若是炎热的下午坐在教室里上课，时间要慢上五倍；五英里以上的旅程，时间要慢八倍（若是开车纵向穿越内布拉斯加或宾夕法尼亚，则慢上八十六倍）；生日、圣诞节、暑假前的最后一周过得最慢，慢到无法计算其倍数——用成人方式衡量的话，相当于好几十年。成人生活才是转瞬即逝。

    在年轻天穹的一隅中过得最慢的时刻莫过于坐在D.K.布鲁斯特医生裂了口子的牙科皮椅上，等着他收集齐工具，开始干正事。布鲁斯特医生是我们的牙医，神经兮兮，像死尸一般。在他那里时间似乎根本不会往前挪动，它就那么悬在那里，不动了。

    布鲁斯特医生是全美最令人害怕的医生。首先，他大约有108岁了，从他哆嗦的手来看，还有较明显的帕金森症状。他的一切都无法让人振奋、给人信心。他总是对自己设备的力量惊异不已。“哇！”他说。随随便便就给这种或那种触目惊心的器械赋予了生命。“我打赌，用它可以搞点破坏！”

    更糟的是，他不相信奴佛卡因（局部麻醉药）。他觉得这药很危险，也未经证实可用。当布鲁斯特医生一边没头没脑地哼哼着，钻穿坚硬的臼齿，发现一团果肉般柔软的牙神经时，足以让你的脚趾顶破鞋尖。

    我们可能是他仅有的几个病人。我过去总是奇怪为什么父亲要让我们经受这季节性恶梦，后来有一天我听到布鲁斯特医生恭维他勇气可嘉，勤俭节约，我顿时明白，原来父亲是二十世纪最便宜的人。“承担奴佛卡因的危险与花费毫无意义，除非你要摘除整个或部分下巴，”布鲁斯特医生这样说。

    “对极了，”父亲同意道。他说的更像“啊呣嗯，”实际上当他从布鲁斯特医生的椅子上起来离开时，他至少有三天无法说清楚话，但他仍点头同意。

    “我希望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布莱森先生，”布鲁斯特医生加上一句。“请付三美元。”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儿童世界里最漫长的日子。由于季节不同，光星期天上午最长就能长达三个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候，在依阿华州中部，星期天上午根本没电视看，因此通常你只能坐着看电视上的测试画面，面前一碗泡甜麦圈。直到11点25到12点之间的某个时候，WOI-TV（WOI-TV是美国ABC广播电视公司在依阿华州的成员会员电视台。）台劈里啪拉开始有动静——WOI台在星期天一天之初相当放松——通常是一集《天空之王》（《天空之王》，Sky King, 美国1951年出品的电视剧。），由包着头巾、干净利落的科比·格兰特主演“美国最受欢迎的牛仔飞人”（是唯一的牛仔飞人；也是唯一一个姓和名可互换的牛仔飞人（欧美国家一般名是名，姓是姓，但有些姓也可以做名，有些名也可以做姓。科比·格兰特这个名字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名和姓调过来也是正常的名字，显得特别。这样的名字有时容易读错名和姓的顺序，有些人甚至有意读反，以取笑或开玩笑。）。）斯盖（天空）是个牛仔，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开着他最心爱的塞斯纳（塞斯纳，Cessna，飞机制造品牌。）飞机“歌鸟”在亚利桑那州的天上巡逻，找出偷牛贼和其他人间恶棍。他的侄女彭尼，有着甜美的酒窝，结实的屁股，帮着他抓坏人。她也帮了我们很大忙，在通往精力充沛的异性恋之路上，她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模糊的兴奋。

    即使在我六岁时，即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种对智力要求不高的年代，你无须非凡敏锐也看得出：哪怕对一部动作系列剧而言，牛仔飞人也是个相当浅薄的题材。斯盖只会捉那些徘徊在飞机降落跑道两旁青草地上的坏蛋，那些坏蛋从不会逃跑，只会等着斯盖降落下来，滑行、安全停住，从驾驶员座舱中爬下来，摆出一个权威性姿势，大吼道：“好了，伙计们，别动！”——这个过程得花上一两分钟。因为，不得不说的是，科比·格兰特已过了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天空之王》总共拍了七十二集，几乎集集雷同。在我生命中第一个十二年中，可能还远远不止十二年，WOI电视台不知疲倦地（我们也可以假设是经济节约地）反复播放这些东西。它只有一样好处，那就是总算比测试画面有趣一点。

    无穷无尽的周末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必不可少的事。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你总有很多事可做。可用整个上午来把跑鞋鞋带系好，因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有跑鞋至少有八十多个鞋眼，鞋带长达十四英尺。每天早晨，从床上跳下来，发现一边的鞋带不知怎么比另一边长出四英尺，鞋子摆在地板上明明没人动，如何一夜之间变成此番模样，这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它有点像修女、坏天气那类东西，生活时不时把它们扔给你——你需要无尽的耐心和科学地判断才能穿好，因为无论你怎样千辛万苦把鞋带穿过鞋眼，它们总还是长短不一。实际上，你越仔细，通常它们越不一样长。只有靠着奇迹，你最终才能让它们正好一样长，可通常这时候第二根鞋带总会断掉，你只能叹叹气，重新来过。

    跑鞋制造商也很体贴地在鞋底留下了无数缝隙、凹痕、V形波纹、错综复杂的纹路、麦田怪圈，还有其他有弹力的象形文字。当你一脚踩上一堆湿乎乎的狗屎时，这是你出门三步内肯定会遇上的，它们又给你提供了格外有趣的休闲时光，你手持木棍把它们剔干净，低声干呕的同时竟也有奇怪的满足感。

    更多的周末时光献给了挑袜子上的线头、拨瓶盖上的软木塞、剥冻硬了的冰棍纸；掰开奥利奥饼干，而不弄碎两块巧克力饼，也不弄坏中间的夹心；没有任何理由地小心撕下瓶瓶罐罐上的标签。

    在这样的世界里，受伤、身体上的其他磕磕碰碰都大受欢迎。如果你给根小刺扎了，可以打发掉一个下午，并引来一小群忠诚的围观者，看看你能把一根针插到皮肤下多深位置——看你离外科手术有多近。如果晒伤了，你巴望着能把整个身体大小的半透明皮肤剥下来的那个时刻快点到来。伤疤在儿童世界里受到的精心照料，不亚于老人们培育的兰花。我膝盖上的伤疤一直保存了四年，一块一又四分之三英寸厚的伤疤，你就是往里摁进一枚图钉，我也没有感觉。不用说，流鼻血更受人崇拜，流鼻血的人会受到名人般的对待，只要鼻血一直在流。

    由于日子这般漫长，又没什么大事发生，你得做好准备，大把时光将是枯坐，呆看，心存侥幸地等着什么趣事发生。多少年来，只要父亲宣布说他要动身去木材堆置场，我会丢下一切，跟他去，只为静静地坐在锯木房的长凳上，看着摩在电动圆锯上把木材修饰整齐，希望他会把仅剩的几根手指中的哪根再锯飞。摩已经没了六、七根手指，能现场观看一场事故的机会颇大。

    那时候得梅因的公共汽车全是电车，它们从头顶上方密如蛛网的电线中吸取能量，每辆车都靠一条金属臂与电线相连。天气潮湿的时候，当汽车金属臂一路与电线摩擦，电线会像在墨西哥节日上放的焰火一样迸射火花，生动地强调了电的潜在危险。汽车金属臂时不时与电线脱离，司机只得走出来，用一根长棍把它拨回去——这事儿我看得津津有味，因为姐姐向我保证他这样做很有可能触电。

    其他漫长的日子专门用来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用手捏着还烫的火柴头会怎么样；或者制作难喝得要命的饮料，再抿上一口会怎么样；要不趁迪克叔叔打盹时，用放大镜把一束白热太阳光汇聚起来，专照他光秃秃的部位，看会怎么样。（结果烧得那么快，烧出那么深一个洞，让迪克叔叔和依阿华路德医院的一队专家好长时间都困惑不解。）

    感谢这种探究，感谢有这么充裕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探究，我生活中头十年知道的事情，比此后我自以为知道的事情还多。首先我了解我家的一切。我知道桌子下面写着什么，我知道从书架或衣柜顶上看东西的效果。我知道在每个壁橱背后能找到什么，哪张床下的灰尘最厚，哪个天花板上的污渍最有趣，哪处的墙纸花纹贴重复了。我知道如何脚不着地的穿过每间屋子，我知道父亲把他的零钱放在哪里，可以安全地拿走多少而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二角五分的硬币你只能拿走七分之一，五分和一角的硬币可以拿走五分之一，如果是一分的硬币，能拿多少可拿多少）。我知道如何用一百种以上的姿势在躺椅上放松，如果是在地板上的话，我也知道七十五种以上。我知道如果用果子冻当透视镜，世界看起来会像什么样子。我知道很多东西的味道——湿洗碗布、铅笔铝箍、硬币和钮扣、几乎所有比自动开关收音机要小的塑料制成品、当然还有各种粘液——怎么试的我现在有点忘了。我知道我家的裸体女人画片放在哪里，也能立即领你去，从《世界名画》中鲁本斯的肉感胖女人到彼特·亚诺在最近一期《纽约客》上的卡通画再到父亲小型女子色情杂志私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隐藏在卧室的秘密处，只有他、我以及我的111位亲密朋友才知道。

    我知道如何进到相邻两座房子之间，无论隔开它们的篱笆有多高，树篱是如何难以通过。我知道油毡贴在光皮肤上的感觉，知道地上一切东西闻上去是什么味。我知道痛苦的滋味，正如你也知道一样，尤其当好玩的痛苦刚发生时——例如，一块烤棉花糖放进嘴里，里面的糖浆烫得有如岩浆时你的痛苦。我准确地知道七月的午后云是如何飘过的，雨点的滋味，瓢虫如何打扮自己，毛毛虫如何波浪似地向前蠕动，坐在矮树丛里是什么感觉。我知道如何欣赏一个真正的好屁，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这个别人几乎总是巴迪·杜伯曼，他住在小路对面，这是条秘密小道，友好地打我家屋后经过。巴迪是我人生第一阶段的最好朋友。我们非常非常亲密。我唯一看过的人类的肛门就是他的，或者说基本上看过，我只是为了看看它什么样（红红的、紧紧的，微微收缩有很多皱纹，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真叫人不安），巴迪脾气很好，有好多好玩的玩具，他父母都很大方，是有钱人。

    巴迪傻得可爱，这是他的一个优点。我们四岁那年，他爷爷在他的工场里给我们做了一对木头海盗剑，我们带上剑差不多直接从范佩尔特夫人钟爱的路边花坛里踩过，这花坛沿着那条小道将近三十码长。一通狂砍乱伐，这种狂乱只有几年后的割草机那活生生的破坏行径才能与之媲美，我们在一两秒钟内斩首、切除了她心爱的百日菊，一株不剩。意识到我们犯下的滔天大罪后——因为每年范佩尔特夫人会在州博览会上展出这些花；她还跟花儿说话，把花儿当作自己的孩子——我告诉巴迪，虽然大家都还不知道，其实我爸爸得了某种致命的疾病，此时我真不能卷入这场麻烦，所以他能不能背下所有罪名？他同意了。结果，那天下午三点他给遣回自己的房间，余下的时间里，你透过高高的窗户可以看到他眼泪婆娑的小脸，我则坐在我家后门廊上，两脚高高搭在栏杆上，狼吞虎咽地啃着新鲜西瓜，听着姐姐手提留声机里极棒的精选音乐。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撒谎值得一试。接下来的六年里，我把生活中所有坏事都归罪于巴迪。我相信最后他甚至承认了是他把迪克叔叔头上烧了个洞，尽管他压根就没见过迪克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