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那天晚上情形特别糟，我就把文斯犟头倔脑的嘴脸向夜班编辑大卫·霍普金斯汇报，他这个人，一旦打定主意拉破脸，也是个让人害怕的角色。他的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跑过去打算把事情摆平，而且还当真跨进了电报室——这一跨，就等于把原先划好的分界线狠狠地嘲笑了一番，真可谓勇气非凡。过了几分钟，他跑出来，满脸通红，忙着擦下巴上的比萨饼碎屑，看上去整个儿成了另一个人。他平心静气地告诉我，文斯马上就会把华尔街报告拿过来，不过，也许，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别叨扰他为妙。末了，我发现，最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到《金融时报》的头版上把收盘价给弄过来。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舰队街处于失控状态，那压根儿就没把当时那种规模、那个程度给形容出来。全国印刷联合会决定每张报纸需要多少人（成千上百），在经济衰退时又有多少人必须下岗（一个也没有），再相应地开帐单给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雇佣或解雇他们自己的印刷工人，说实话，通常，就连他们到底雇了多少印刷工人都不清楚。我眼前有一条1985年12月的新闻，说“审计员发现《每日电讯报》有三百印刷工冗余”。也就是说，《每日电讯报》一直在向三百名根本就不在那里干活的人支付薪水。印刷工人的薪酬是按照一种古老的计件体系计算的，这体系错综复杂，颇有拜占庭遗风，以至于舰队街上的每一间排字房都有一本像电话黄页那样厚的计件手册。除了丰厚的薪水之外，印刷工人还能拿到特殊津贴——有时候计算到一便士的小数点后八位——其理由包括：操作尺寸不规则的型号，处理经过多处编辑加工的稿件，用英语之外的语种排字，还有那些末尾有空格的段落。假如有什么活儿是包给外面完成的——比如，广告文稿就是在大楼外面排的——他们就会因为没有干这份活儿得到补偿。在每个礼拜末尾，会有一位资深的“全国印刷联合会”的人把这些额外补贴全加起来，再加上一点儿唾手可得的名目叫什么“随机额外辛苦费”，发一张帐单给管理层。结果，好多资深印刷工，虽然技术一点儿也不比你在任何小街上印刷铺子里找到的工人高明，享受的薪酬却能排进全英国总收入最高的那百分之二里。真是疯了，显然，这样是无法持久的。
    结局来得猝不及防。鲁泼特·默多克和他的爪牙们悄无声息地在伦敦东部沃平地区新开垦的荒地上准备好了一套新的编辑人马和生产设备。1986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管理层突然将那些最好斗的协会中的5250名成员炒了鱿鱼。当天晚上，编辑人员统统给叫到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里，只见编辑查理·威尔逊爬上一张办公桌，将这番改革公之于众。威尔逊是个叫人心惊胆战的苏格兰佬，从里到外都是默多克的人。他对我们说，“我们要把你们送到沃平去，你们这些软不拉叽的英格兰娘娘腔，要是你们活儿能干得特卖力，要是你们不把我惹火，那么，没准儿，我还能给你们留条活命，不至于把你们杀了塞到圣诞节的布丁里去。你们还有意见吗？”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话。
    四百个宛若惊弓之鸟的记者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慷慨激昂、吱吱喳喳地鸹噪，努力想让自己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一桩事实：他们将要卷入工作生涯中最大的一出戏，而正值此时，我却茕茕独立，只有一个念头洋溢着光辉让我沐浴其中：我再也不用跟文斯一起工作啦。

第 四 章

    自从一九八六年夏天我离开沃平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此刻真是巴不得再看一眼。我事先安排好要见我的一个同事兼老友，就径直到“大法官巷道”去搭地铁。我可真喜欢坐地铁啊。一头钻进地球的肠子，去赶一班火车，此事委实有些超现实的味道。那里是个自成一格的小世界，诡异的风，奇特的气候体系，叫人毛骨悚然的声响和油腻腻的气味，都自成一格。哪怕你已深入地下、茫无头绪，此时即便有一列面目黝黑的下班矿工从身边经过也不足为奇，但在你脚下更深处的某条不知其名的线路上，总会有一列车颤颤巍巍、隆隆作响地穿过。而这一切，又运转得如此井然有序、静默无声：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台阶上、自动扶梯上熙来攘往，在拥挤的车厢门口上上下下，摇着脑袋潜入黑暗，始终一言不发，活脱脱就是电影《暗夜僵尸》里跑出来的人物。
    我站在伦敦又一件新兴的文明事物底下，那玩意名叫电子公告牌，专用来宣告下一班到黑诺尔特的列车将在四分钟后抵达，而此刻我正聚精会神地琢磨文明事物里最了不起的成就：伦敦地铁图。真是个尽善尽美的宝贝啊，1931年创造了这宝贝的英雄如今已被人遗忘，他的名字叫哈里·贝克。这位失业的制图员意识到，一旦你深入地下，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其实并不重要。贝克发现——这是多么天才的灵机一动呀——只要将站点按正确的顺序逐一标出，换乘中转站亦得以清晰描绘，那么他就可以任意扭曲比例，实际上可以完全抛开。他使得他的这张地铁图如同电路图一般既精确又有序，这样一来也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中的伦敦，与地上伦敦那杂乱无章的地理形态几乎没什么瓜葛。
    这里有一套好玩的把戏，你可以在来自纽芬兰或者林肯郡的人身上试试。把他们带到“银行站”，要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市长官邸。用贝克发明的地铁图——哪怕从纽芬兰来的人也一看就懂——他们会踌躇满志地登上地铁中央线，坐到利物浦街换乘环城线，往东再坐五站。最后，当他们终于抵达市长官邸，从地底下冒出来，这才发觉，他们还是回到了同一条街，离刚才呆的地方不过二百英尺远，而在你跟他们分别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你已经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还买了一点东西。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大波特兰街，叫他们在摄政公园跟你碰头（没错，故伎重演啦！），然后去寺庙站，指挥他们到阿尔维奇集合。这该多好玩啊。等你受够了他们，就告诉他们到伯朗普顿路站等你。这一站在一九四七年就关了，所以你再也不用见他们啦。
    地铁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永远没法真正地看见你头顶上的地方。你得想象它们。在别的城市里，地铁站名平凡得叫人生厌：莱克星顿大道，波士达默广场，南三大街。在伦敦，情形截然相反，那些站名一入耳，你便仿如置身于茫茫林海，不由地心向往之：斯坦福小溪，吞汉姆绿地，彩虹布朗利，梅达谷，德雷顿园。头顶上哪里是一座城啊，分明就是简·奥斯丁的小说。你能轻而易举地想象，自己正在来回穿梭的地方，上面有一座一半都陷在神话里的城市，正处于尚未工业化的黄金时代。“瑞士小屋”不再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它摇身一变，成了大橡树林深处的姜饼屋，那树林的名字就叫作“圣约翰林”。“白垩农场”则成了了大片开阔的田野，那些兴高采烈、身穿棕色工作衫的农民就在那里收割用白垩土（由微生物遗骸经过数百万年积聚而形成的一种松软的石灰岩，在农业、医药等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世界上最好的天然白垩土即产于英格兰，在那里，每年约生产500多万吨的白垩土）培植的庄稼。“黑修士”里应该挤满了头戴僧帽、高唱圣歌的僧侣。“牛津马戏场”得有个大帐篷，“犬吠”则该有块危险的地盘，里头成群结队的野狗泛滥成灾。“‘他们穿’树林”是个居民区，住着胡格诺派（指法国新教徒）的那些任劳任怨的纺织工。“白城”既有围墙也有塔楼，用最最眩目的象牙砌成，端的是个极乐世界。至于荷兰公园嘛，自然到处都是风车啦。
    这些小小的幻想叫你神思恍惚，问题是，这样一来，一旦你从地底下钻出来，任凭什么景象，都容易叫你大失所望。此刻我从“塔山”站里钻出来，此地既无塔亦无山。在附近的“皇家造币厂街”上，居然已经没有了“皇家造币厂”（原文为Royal Mint。其中，mint一词在英文里，既能解释为造币厂，也有“薄荷”的意思，故作者在下文中会作如是联想。）（我总是宁可把它想象成裹在绿色锡纸里一块好大好大的巧克力），因为后者目前已迁往别处，在其原址上竖起了一栋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在伦敦这个吵吵嚷嚷的角落里，许多曾经矗立过的建筑，如今都给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都是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自打我上次离开以后，不过八年光景，然而，要不是有伦敦桥和伦敦塔这类固定不变的地点作为参照，这一带我几乎就认不出来了。
    我沿着那条吵得叫人发狂的名叫“高速公路”的街道，一路往前走，所有这些新玩意儿都让我暗自兴奋。我仿佛置身于一场丑陋建筑大赛的会场中央。在以往十年里，有一大半的时间，建筑师们个个都跑到这块地盘来，他们说，“你们觉得这样很糟糕吧？那你们等着瞧吧，看看我能做点什么！”于是，在所有呆头呆脑的新办公楼之上，又傲然矗立起全伦敦最丑陋的庞然大物——新闻国际多功能大厦，看上去活像是咱们这个星球的中央空调机。
    我上回看见它还是在一九八六年，当时它孤苦伶仃地站在那里，周围有好几英亩都是人迹罕至的仓库和处处泥坑的荒地。我记得，当时的“高速公路”还是一条颇为清静的快车道。如今重型卡车从上面碾过，震得人行道直摇晃，还替空气染上一抹病态的淡蓝。“新闻国际大楼”里安置了《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天下新闻》和《今日》，至今依然围着凶神恶煞的防护墙和电子门，只是现在又多了一个新花样——戒备森严的接待中心，那阵势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存放钚元素的地方也不过如此了。天知道他们打算防备怎样的恐怖事件，反正肯定是野心勃勃的那种。我还从来没过比这更固若金汤的大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