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治疗耳病的经验

据我的经验（我顶小的时候耳朵发炎那会儿学来的），如果一个医务人员告诉你说你会感到有点夹痛，那就是说他们会搞得你非常痛。这次却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痛，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用了很多止疼药，也许是因为我又快昏过去了。感觉仿佛被人拿一根短而锋利的东西朝右侧胸腔高处使劲捅了一下。随后我胸腔里发出一声警告的啸叫声，仿佛我身上突然漏了个洞，事实上我猜的确是这么回事。过了一会，我一辈子都在听的自己那轻柔的呼吸声（绝大多数时间我对此毫无知觉，感谢上帝）突然被一种令人不快的呼——呼——呼——声所取代。我吸进去的空气非常冰冷，但是有气了，至少有了空气，我还可以呼吸。我不想死。我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下午在湖边的散步。我还爱写作；我有本论写作的书还摆在家里我的书桌上，写到一半没完。我不想死，当我躺在直升飞机里，看着夏日湛蓝的天空，我突然明白此时我正躺在死神的门口。很快会有人将我拖走，也许回这边，也许去那边；不管怎样基本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所能做的就只是躺在这里，看着天空，听着自己微弱漏气的呼吸声：呼——呼——呼。

放屁的保姆

我们住在威斯康星州期间请过一连串的保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和戴维太难对付所以她们才不干的，还是因为她们另有高就，又或者是因为我母亲对他们要求太高她们不愿意做。我只知道有过好多保姆。唯一一个我记得清楚的叫尤拉，也许是叫碧欧拉。她才十几岁，块头有房子那么大，她很爱笑。尤拉—碧欧拉非常有幽默感，即便当时我只有四岁，也能看出这一点，可她的幽默感很危险——仿佛她每一阵拍手摆臀甩头的大笑之中都藏有一声霹雳雷霆。当我看人家用隐藏摄像头拍摄的真实场景里，那些看孩子的保姆突然发作，痛打孩子的时候，总是会想起我跟尤拉—碧欧拉一起的日子。
她对我哥哥戴维是不是也像对我一样厉害呢？我不知道。这些回忆的画面里都没有他。再说，他可能不大遭受这位尤拉—碧欧拉飓风的危险袭击；他六岁，应该已经上一年级，大多时间在射程之外。
尤拉—碧欧拉经常在煲电话粥跟人说笑的时候，招手叫我过去。她常会抱住我，胳肢我，逗我笑，然后自己一边笑不拢嘴，一边一巴掌扇到我脑袋上，力道大得把我掀翻倒地。随后她又会伸出赤脚胳肢我，直到两人又笑成一团为止。
尤拉—碧欧拉很爱放屁——放的屁又响又臭。有时候她兴头上来，会把我扔到沙发上，把她穿着羊毛裙子的屁股坐到我脸上，然后放气。她还会大笑着叫一声“炮！”，那感觉就像是我被埋在沼气焰火里。我记得眼前一片黑暗，记得我闷得要窒息的感觉，也记得自己曾经大笑。因为虽说当时感觉似乎挺可怕，却也似乎挺搞笑。从好多方面说，这位尤拉—碧欧拉让我对文艺批评家们有了充分准备。一位两百磅的保姆朝你脸上放屁，还大喊一声“炮！”，有了这样的经历，《乡村之声》之流再怎么样也很难吓倒你了。
我不知道别的保姆怎么走的，但尤拉—碧欧拉是被解雇的，起因是鸡蛋。一天早上尤拉—碧欧拉给我煎了个鸡蛋当早点。我吃了，又跟她要一个。尤拉—碧欧拉就给我煎了第二个蛋，然后问我还想不想吃。她眼睛里的神情仿佛说：“小斯蒂威，谅你也不敢再吃了。”所以我就又要了一个。然后又要一个。一个又一个。我吃了七个鸡蛋才停下来，我想是七个——我脑子里一直记着是七个，记得很清楚。也许是因为鸡蛋吃光了。也许我哭着说不要了，再不然就是尤拉—碧欧拉害怕了。我不知道，但是也许，幸好游戏到了第七个就结束了。七个鸡蛋对一个四岁孩子来说实在不少。
有一会儿我感觉还不错，后来就吐得满地都是。尤拉—碧欧拉哈哈大笑，打我的头，又把我关进衣柜，还锁上柜门。炮！如果她把我关进浴室，可能还能留住这份工作，可她没有。对我来说，我倒不介意呆在衣柜里。里面很黑，但是散发出我妈妈用的科蒂牌香水味儿，门下头还有令人安心的光透进来。
我钻在衣柜深处，背靠着妈妈的外套裙子。我开始打嗝——打又长又响，像火一样燃烧的大嗝。我不记得胃里难受的感觉，但我当时肯定难受过，因为当我张开嘴巴准备再打一个火热大嗝的时候，我又吐了。全吐到我妈的鞋上了。这宣告了尤拉—碧欧拉的结局。当我妈妈那天下班回到家，见保姆躺在沙发上睡得正香，小斯蒂威锁在衣柜里也睡得正香，头发里还粘着半干的碎煎蛋。

毒藤

我们搬家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德镇。那时候我上二年级，一心爱着隔壁邻居家一个十几岁的姑娘。白天的时候她从来不多看我一眼，但是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渐渐沉入睡眠的时候，我们俩总是一起逃离这冷酷的现实世界，一次又一次。我的新老师叫泰勒夫人，是个好人，留着一头艾尔莎·兰切斯特式的花白头发，就像弗兰肯斯坦的新娘那种头发，她还长着一对肿眼泡。我妈说过：“我跟她说话的时候，老想把手捧在泰勒夫人眼睛下头，怕万一她眼珠子会掉出来。”
我们的新家在西大街一幢三层楼公寓里。往下坡走一个街区，距离泰迪市场不远处，在布雷茨建筑材料公司对过，有一大片野地，空地边上有个垃圾场，中间还有一条铁路穿过。我经常在想像中重回这个地方；它在我的长短篇小说里以不同的名字反复出现。当地的小孩管它叫荒地；我们管它叫树林。我和戴维在搬到新家来之后不久第一次去探察了这个地方。当时是夏天，天很热，那次很棒。我们深入这片绿色的神秘地带，又是好酷的一个新游乐场，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强烈的便意。
“戴维，”我说。“带我回家！我要上大号！”（当初大人教的，表示这个功能就用这个词。）
戴维可不想听我的。“到树林里拉，”他说。要带我回家至少得走半个小时，他可不想因为小弟弟想蹲坑，就得放过这段好时光。
“不行！”他的主意让我大吃一惊，“我没办法擦屁股！”
“这个容易，”戴维说。“用树叶擦就行。牛仔和印第安人都是这么干的。”
不管怎么说，这时候再往家跑也来不及了。我觉得当时怕是别无选择。再说，像个牛仔一样拉屎，这主意让我挺着迷。我假装自己是豪帕龙·卡西迪 ，把枪拿在手上蹲在灌木丛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私人时刻，也决不能被敌人抓到我片刻松懈。我解决了事情，按照大哥的建议搞定了清洁问题，拿大片亮闪闪的树叶仔细擦干净了屁股。结果这些树叶是毒藤。
两天后，我的整个后背，从膝盖到肩胛，都红得发亮。我的阴茎幸免于难，可睾丸却变得又红又肿像探照灯一样。我从屁股一路痒到胸腔。可最糟糕的却是我擦屁股的那只手；肿得好像米老鼠的手，还是唐老鸭一锤子砸过之后肿起来的样子，手指间摩擦的地方起了巨大的水泡。水泡破了以后裸露出深深的粉红色肉。整整六个星期，我躺在浴缸里，在温不拉叽的淀粉药汤里泡着，透过浴室开着的门，听到我妈和哥哥一边笑一边听彼得·特雷普在收音机上主持流行音乐排行榜，还玩扑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