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湿淋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把皮包夹在腋下，像名美式足球中卫。时间是1991年6月底，从面向公园的窗户望出去，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她朝我迅速点点头，快步移向座位。
    “过去两个礼拜，我随身携带那些子弹，”她边说边抓起腿上的皮包。“我每次都想把子弹交给你，却没有一次做到。我不确定我今天会不会这样做。”
    “在我听来，好像部分的你是真的想把子弹给我，否则你不会把它们带来，还特地告诉我，”我说。我得很小心地问，不能太直接，我必须让她觉得，把子弹给我完全是她的主意。
    卡伦的态度犹豫不决，眼神不时向两旁游移，而我只能等待。最后她垂下视线，手伸进皮包摸出一只塑料盒，里头大约有200枚0.22口径手枪的子弹。她看着弹盒好一阵子，然后把它交给我。我接过弹盒，放在旁边的桌上。
    “你还有别的东西要给我吗？”我问。她猛然抬头，两眼大睁，接着又低头沉思好一会儿。她再度将手伸进皮包，迟疑了几秒，然后掏出一把有刮胡刀片的折叠小刀。她把刀握在手里，仿佛在回忆什么；几分钟后，她伸出手，将小刀递给我，仿佛她刚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手中。
    “还有吗？”我问。她没抬头看我，迅速摇了两次头。“我必须确定你手上没有能伤害你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说。
    “可是，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回答。
    “你的意思是？”现在大吃一惊的换成我了。
    “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又说了一遍，好像我第一次没听清楚似的。
    “我不明白，”我说——她心里显然有事。卡伦低下头，轻声说道，“我父亲曾用各种东西伤害我，”她说。“他喜欢拿东西塞进我身体里，什么都有。”
    “我懂了。”卡伦没再多说，我也不想逼她说出更多细节。她才刚开始告诉我她曾经历过的恐怖事情，所以我必须做她的最佳听众，不打断她说话，让她畅所欲言。我必须让她感觉到我对她的接纳，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

第5章父亲被捕

    卡伦自觉跟我越来越亲近，但她也因此吓坏了。她越是信任我，长久以来深锁内心的秘密就泄露得越多，有时速度快得超出我们俩的控制。从她在每次就诊之间写给我的字条看来，这些被唤醒的记忆似乎越来越令她困扰。

1991年7月24日
    我很伤心。我想起我的朋友珍妮，还有新朋友塔米。我很嫉妒她们。原因并非她们与医生的关系良好，而是她们的医生会拥抱她们。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生气，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被别人碰了。我经常幻想你会拥抱我。

1991年8月3日
    昨天晚上，我不断想起一些童年的生活片段。我想起祖父侵犯我之后，我把染血的内裤藏在某个地方，结果被祖母发现了。那时我大概8岁。我把内裤藏在碎布盒里，祖母问我为何把裤子放进去。她以为我对自己初经来潮感到难为情。只不过事发三年后，我才真的初经来潮。祖母把内裤扔了，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8月5日，卡伦到诊所来，我们讨论她从7月24日到8月3日间写的短信。她在信里描述太多往事，千头万绪，害我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说回来，既然卡伦的治疗计划是靠我俩的互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吧。
    有时我问我自己，卡伦遭遇如此严重的人伦悲剧，给她一个拥抱，一点点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又何妨？但不幸的是，尽管卡伦表明她渴望得到孩童式的拥抱，我却无法确定我的认知是否与她的感受相符？某部分的她很可能将其判定为恶意接触，所以我决定不冒这个险。
    “我很好奇你祖母发现内裤上有血的反应，”我继续逼她，“我很惊讶你祖母竟然没继续追问下去。这部分她也有错，而且是很明显、很离谱的错误。”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我想让她分辨我和那些共同掩盖她受虐事实的人并不一样。
    我们也谈到男人从水面下托住她的梦。尽管我怀疑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是我的，但我仍很好奇她怎么看这则梦。
    “你觉得，水里那只托住你头的手是谁的？”我问。她看看我的左手，身子不自在地扭动。
    “我不知道，”她说，扭过头去。
    “在水里是什么感觉？”
    “窒息。绝望。”

※※※※

    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需要具备受虐狂和自大狂这两种性情。他们一方面必须被动承受，持续保持无私、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引导病人进入治疗程序，坚持成为病人的情绪中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能将受虐狂扮演得有声有色，却羞于充当自大狂。我可以陪病人坐上一整天，天天如此，设法理解并掌握他们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好啦，也许没这么了不起，但我确实相当着迷于去了解人类心理层次是如何运作的，也很努力钻研。

※※※※

    1992年1月底，某个接近傍晚的午后，大雪覆盖整座公园，街灯照得积雪闪闪发亮。我在等卡伦。这几个礼拜我出门度假，好一阵子没见到她。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今天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题。
    “我弟妹向警方报案，指控我父亲猥亵我的侄女妮娜，还有我女儿莎拉。”卡伦匆匆进门，连外套都扬了起来。她看起来颇为焦虑，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因为我也许会很高兴： 她父亲终于必须为自己的兽行受到惩罚了。
    “你在担心什么？”我问。
    “他很快就要出庭受审，然后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她一直问我，我爸以前有没有猥亵我。”卡伦似乎非常害怕。“万一我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有人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
    “割断你的喉咙？”
    “我爸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他会拿刀贴在我的脖子上，表示他会这样对付我。”她瞪大双眼。
    “你认为他真的会这么做？”
    “那当然。”

※※※※

    2月底，卡伦表示警方预定在隔天逮捕她父亲。
    “我丈夫是对的，”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她留在那里的，我怎么可以！”卡伦深陷绝望深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抓住她，把她拉出来。
    “但你确实注意到不能让她单独跟你父亲在一起呀，”我说，试着鼓励她，“你相信只要有你母亲在场，你父亲不会伤害莎拉的。”
    “嗯，”卡伦仍无法释怀。
    “莎拉怎么说？”我问。卡伦稍稍坐直了些。
    “她说他什么都没做。”
    “你相信她吗？”我问。
    “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会这样说，”卡伦虚弱地微笑。
    “可是，你曾有过的遭遇并未在莎拉身上重演呀，不是吗？”
    “嗯，”她回答。
    “你觉得莎拉会跟你说实话吗？”
    卡伦略显迟疑，我认为她开始爬出那个情绪深渊。“我不知道，”她说，身子不安地移动。
    “我问她，他有没有威胁她，她说没有。她看起来并不害怕。”
    “她似乎并未感受到你当时被威胁‘说出去就要割断喉咙’的那种恐惧？”我说。
    “没有。她没有。”
    “所以，莎拉很可能不像你或妮娜一样，被你父亲伤害。”卡伦点头。她心情仍然很差，至少比刚才好多了。她仍相当沮丧，但已不再渴望寻死。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诊疗时间已经到了。

※※※※

    1992年3月初，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

    “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
    “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
    “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

    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
    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
    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