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就是等候在走廊里的那个带着枪的小伙子，他没有像对待其他客人那样敲门催促她。他倚在外面的墙上，想象她朝着金色的水龙头弯下腰清理口腔的样子。他想象她用贝壳形状的小肥皂洗脸洗手的模样。他依然能听到她在他脑海中唱的歌，非常小声地哼唱起他记得的几个部分来打发时间，Vissi darte， vissi damore， non feci mai male ad anima viva（意大利语，意为：为艺术而生，为爱情而活，从未伤害过任何生灵。为歌剧《托斯卡》中的著名歌词。）！真是奇怪，那些声音竟如此清晰地留在了他的脑海中。她在盥洗室里的速度不快，可是你对这样的一个女人又能要求什么呢？她是上天最杰出的作品。她的一切都不该是匆匆忙忙的。等她终于出来时，她的手摸起来微微有点儿潮，冰凉冰凉。Vissi darte，他想对她说，但他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他把她带回她在钢琴边的位置，伴奏师不在。之后没多久，他便也回来了。他的样子看起来比其他客人都糟糕得多。他神情忧郁，脸色阴沉惨白，眼圈红得不得了。两个身材较为高大的小伙子——吉尔伯特和弗朗西斯科一边站一个地紧紧拽着他。他们两只手一起使劲儿把他往前拖。起初，伴奏师看起来像是企图从窗户或大门逃跑却被他们制服，不过当他们把他带到原先的位置时，他膝盖一软，仿佛笔记簿上的两页纸张不得不支撑起他整个身躯的重量。他跌下来，瘫倒在地，晕过去了。恐怖分子用西班牙语给了罗克珊一则意见或消息，可她不会西班牙语。
    她不确定他们是否允许她坐起来，于是只稍微直了直身体，把他的腿拉直。他是个体型高大的男人，倒不重，不过个子高，于是她用尽全力对付他那摆放得毫不自然的四肢。她一开始还觉得他是在装死。她听说过人质为了获得释放而假装失明的，但没人能把皮肤装出这个颜色来。她摇他的时候，他的脑袋迟钝地晃来晃去。离她不远的一个服务生俯下身体，使劲把伴奏师的胳膊放到身体两侧——这两条胳膊简直是铆在了他的身下。
    “你出什么事儿了？”她轻轻问。一排满是泥巴的靴子从身边走过。她在伴奏师身边躺下，握住了他的手腕。
    终于，伴奏师动了动，叹了口气，转过头面对着她，还快速眨着眼，仿佛他正试图把自己从深深的美梦中唤醒。“你不会有事儿的，”他对罗克珊·柯思说，不过即使他发紫的嘴唇紧贴着她的头，他的声音还是恍若隔世、精疲力竭。

    “他们会要求赎金的，”细川先生对健说。他俩现在都看着罗克珊和他的伴奏师，有好几次，他们都觉得伴奏师死了，不过随后他又会动动身体或叹口气。“支付赎金是南西会社的政策，不管是什么赎金。他们会为我俩支付的。”他用最小的音量说话，这个声音小得连耳语都算不上，不过健全然理解他的意思。“他们也会为她支付的。这样做很对。她是因为我才来这儿的。”还有伴奏师，尤其是如果他身体欠安的话，就不应该被迫留在这儿。细川先生叹了口气。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是因为他才来的。他在想，这些赎金加起来该有多少呀。“我觉得是我招来了这事儿。”
    “你又没拿枪逼他们来，”健说。他们轻轻说着日语，十二厘米之外的地方是不可能听到的。这让他们感到欣慰。“昨晚他们想带走的人是总统。”
    “我真希望他们抓到他了，”细川先生这样说道。

    房间的另一侧，在靠近金色织锦沙发底边的位置，西蒙·蒂鲍尔特和伊迪丝·蒂鲍尔特执着彼此的手。他们没有和其他法国人呆在一起，附近没有别人。关于恐怖分子，他没想那么多，他想得更多的是： 他妻子的秀发闻起来不同寻常，宛如丁香花。
    在巴黎，西蒙·蒂鲍尔特爱着他的妻子，虽说他并不总能保持忠诚，也不总能给她太多的关注。他们已经结婚二十五年了，有两个孩子，每年夏天都会和朋友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在海边度假，干各种各样的活儿，养形形色色的狗，举办邀请了许多老年亲戚参加的大型家庭圣诞宴会。伊迪丝·蒂鲍尔特是个高贵的女人，生活在一个拥有成千上万高贵女人的城市中，因此这么多年来，他将她遗忘了。他可以连着好几天一点儿都想不起她来。他不会停下来想想她会在做什么，也没兴趣知道她高不高兴——至少不是主动想到伊迪丝，他的妻子伊迪丝。
    之后，随着政府承诺完又出尔反尔的风波，他俩被派遣到了这个国家。他俩私下里经常把这里称为ce pays maudit——“荒凉的国度”。两个人以实际的态度面对这个任命，心存恐惧却又强装坦然。然而，他们抵达后没几天，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他再一次找到了她，仿佛她是他从不知晓的遗失之物，仿佛她是他年轻时记得、尔后又遗忘的一首歌。突然之间，他清楚地看到了她，正如他在她二十岁光景时看她一般。并非是她真的重回二十岁（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在他眼里，现在的她更漂亮），然而他却感受到了从前的情感，他心脏的悸动，他冲动的欲望的奔流。他会留意到她在家剪下保鲜纸铺在架子上，或是横趴在床上给他们在巴黎念大学的女儿们写信，他觉得透不过气来。难道她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吗，而他从来不知？还是他曾知道这些，尔后却不知因为什么一不小心遗忘了？在这个有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和金灿灿的稻谷的国家里，他发现，他爱她，他就是她。假如他去当了西班牙的大使，也许便是另一番模样了。如果没有这里特别的环境，如果不是这个独特而恐怖的地方，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他生命中唯一的真爱便是他的妻子。
    “他们看来不急着杀人，”伊迪丝·蒂鲍尔特轻轻对她的丈夫说，她的嘴唇碰到了他的耳朵。

    等人们从盥洗室回来，起初三言两语、小心翼翼的低语现在变成了持续不断的哼哼唧唧。站起来伸展腿部之后，他们不再感到像躺在地上的时候那么顺从了。很快，人们就开始了试探性的交谈，地板上先是升起一阵含糊不清的低沉的说话声，后来便是正常对话了，直到最后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躺倒在地的鸡尾酒会。最后，阿尔弗莱德将军不得不又朝着天花板开枪打了个洞，鸡尾酒会才总算是结束了。几声尖叫后，沉默降临。枪响之后还不到一分钟，便传来一阵敲门声。
    不管门的另一边是谁，都很可能进来开火，他们最好还是把鲁本·伊格莱西亚斯垫着当个炮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两个眼睛忽闪的女孩儿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睡得很深，所以脸蛋汗涔涔、红扑扑的）之前在空荡荡的壁炉边找了个安身处。他从那儿站起来。
    家庭教师叫埃斯梅拉达，和他们在一起。她从北方来，毫不犹豫就敢明目张胆地朝那些恐怖分子瞪眼。副总统一直看着天花板，害怕最后的一粒子弹可能会给管道留下个洞。到现在这个份上还要来处理这种事可就太糟糕啦。他的右脸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变越大，如今肿成了一摊橙色的肉，他的右眼紧紧闭着。伤口还是不断地出血，出血。他不得不两次换上新的餐巾。
    等副总统忍着疼痛，身体僵硬地站在那里时，本杰明将军把那好似细长扫帚柄的步枪枪管卡在了他的肩胛里，控制他往前走。而他自己的脸呢，总在面临压力时恶化，每根神经的末梢都开出了一朵小小的脓疱。他如此渴望一块热乎乎的敷布，正如他如此渴望革命。敲门声再次响起。
    “我马上来，”鲁本·伊格莱西亚斯说，不过不是对着门，而是对着身后持枪的男人。“我知道自家大门在哪儿。”他知道自己的性命很可能就要终结，认识到这点后，他鲁莽起来。他觉得这招挺奏效。
    “慢点，”本杰明下了命令。
    “慢点，慢点，是呀，请你告诉我。我还从来没有开过一扇门呢，”副总统低声说，然后按照自己的速度打开了门，既不快也不慢。
    在前门廊等候着的那个男人皮肤很白皙，他白黄相间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分出一条道，往后梳去。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打着黑领带，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一名热心的美国教会代表。你会想象他有一件因为高温褪了色的制服，也许一脱下来他就能亮出他红十字的臂章。
    前门微微开启，他透过门看到了一群警察、军人和记者。树上的某个地方，照相机的闪光灯突然闪出一道亮光。
    “约齐姆·梅斯纳尔，”那个男人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我是国际红十字的。”他说的是法语，当副总统斜着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又用马马虎虎的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