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燕:当下对联创作的三种类型
原创
楹联之家 联斋
2025年11月3日
00:01 河南 1人
联
斋 第5986期
当下对联创作的三种类型
严海燕
编者按：本文原为作者2025年6月“秦风诗词大课堂”讲座底稿，后经整理成文，此次发表时又有修改。
对于对联功能以及当下生存状态，整个社会至今缺乏充分认知。一般的读者多停留在实用和点缀的印象层面，认为它只是传统文人互赠联谊的一种手段，是民间遭遇红白喜事时的一种渲染。
即使某些头脑灵敏的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教授，为了“学术创新”“拓展研究领域”辗转来此，但他们凭借的主要学术资源，依旧是常江教授、余德泉教授等对联专家早年的著述，如《对联知识手册》《对联通》之类，偶尔加上谭蝉雪研究员《我国最早的楹联》等不乏争议的论文。他们并不知道，从理论探讨到创作实践，当下联界生态早已经春风暗换，有所发展。
所谓由“柱头化”(书法)趋于“案头化”(书面语)，其实是由民俗走向文体，由民间文学走向作家文学，而绝不仅仅是句子增多、尺幅加长。联手们从创作动机到价值理念，从师法对象到写作手法，都渐趋分化。
其中，有人凭借频繁参赛，轻松地实现月入上万；有人坚持认为对联与诗词均为文学样式，而自己在从事着一种光荣事业；也有人直面人生，书写当下生活。正是这三种创作倾向及其观念，构成了对联百花园新的风景线。
第一种：应征参赛联
应征参赛联，民国时期比较流行，但其历史渊源可能很早。
明代都穆《南濠诗话》载，书画家赵孟頫路过扬州，明月楼主人出纸笔，求作更好的春题，赵孟頫援笔书云：“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得之，喜甚，尽将银酒器赠予他。这里的“春题”，是对联形式还是春帖子形式，可暂时存疑。如果“春题”近似如今的春联，那么赵孟頫所作即使不算大赛联，至少应算应征联。
作者为什么要应征和参赛呢？或许人各有志，包括借机抒情、友情支持、争取荣誉、炫示游戏等。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更普遍的动机可能只有两种：心理博弈与物质回报。
记得在1990—2000年代，应征及参赛者可谓“少长咸集”，什么年龄段的都有。那时候中老年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时代，感觉“谈钱伤感情”，更有辱斯文。参与应征而被选中，却不给应征者任何报酬，甚至不回消息者不乏其例。诸多参赛者和评委都众口一词，喊出“重在参与”的口号，同时作者们还想“争取发表”。这里所谓发表，不仅指在“一报一刊”刊登，还包括将那些相对较好的对联，合并出一本小册子，以供学习和留念。青少年再接再厉，白发人老有所乐，如此而已。等到了2010-2020年代，前来应征与参赛的作者主要是“50后”以降的中青年联手，老年人的数量明显减少。同时，应征及参赛者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除去个别人波澜不惊，多数人则“谈钱如何不丈夫”。组委会也可能因为一等奖只有一千元，甚至区区几百元而自惭形秽。至于能否在纸媒上“发表”，也早已经不是问题，因为自媒体随时可以披露获奖信息。如果说还有什么令联手们魂牵梦绕的，那就是接下来的制作悬挂了。
一句话，联手们不再回避金钱与名誉话题。他们以应征或参赛的方式获得名利，既充实了精神生活，更证实了自我价值。由于主办方往往是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如此一来，他们与主办方的这种关联，近似于出售劳动与购买服务的关系。
那么，如何才能够获奖呢？需要有实力，懂技巧。实力暂时不谈，什么技巧呢？直白地讲，即代人立言，让人惬意。说具体一些，即放弃自我，满足对方，揣摩所想，用心修辞。下面，是笔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列出的七条优秀参赛稿件的参考标准。
第一，气壮。就官方文艺宣传口径而言，2000年代叫做“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化”，到了2010年代则改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管怎么改，弘扬主旋律乃一以贯之，而隐藏其背后的，必然是强大气场和文化自信。例如《题教师应征联》：寄情桃李之中，青春渐逝心无悔；励志云天而外，白发频添事竟成。这里扑面而来的，显然是激越之感。而形成这种氛围的，既有六七六七句式的功劳，更有作者对于教师职业的神圣性与高尚性的传统性表现。
第二，纯粹。真实的个人是多侧面的，而文学表现则各有不同。小说偏于立体展示，对联往往只抓重点。尤其是题写类型人物时，联手们更是投主办方之所好，极力避免“杂色”的出现。正所谓“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刘勰语）。例如《太白山森林公园征联杨文洲纪念园获奖联》：一生伟绩常青树；万丈丰碑太白山。如果换一副笔墨，写成“携心而至，以命相搏，创业不言愁，大秦岭尽出百宝;迓客建功，护林补过，转型齐叫好，太白山记住一人”，其基调纵然与前联保持一致，但作品大概率不会被主办方所欣纳。至于原因，艺术表现上的稍逊一筹尚在其次，主要是未将主人公的事迹提纯，出现了“护林补过”这样让人不爽的尾巴。
第三，趋时。所谓时尚元素，包括新事、新词。例如《2016年央视猴年获奖春联》：尘埃如此多，问谁奋起千钧棒；世界那么大，容我再生一个娃。“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网上流传的一位女教师的辞职信正文，这里引用了前半句；而“再生一个娃”，则是紧扣政府叫停体制内一胎化的政策而发言。作者将两者合起来，让评委和读者会心一笑。
第四，讨喜。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为儒家“达观”思想所濡染。尤其过年的时候，讲求“宁穷一年，不穷一天”，要吃好饭、穿好衣、说好话。例如《2024年西安城墙征联获奖联》（永宁门）：临八百里秦川，新时代春为使者；呈十三朝气象，大复兴龙有传人。该联紧扣龙年春节做文章。龙的传人恰逢龙年，新时代充满希望也好比人在春天，可谓双巧双喜。
第五，讨巧。“巧妙”“奇趣”现象，诗词里有，对联里更多。而且如果出格了，与“诗庄词媚”的约定俗成过于相悖，诗词界可能还不允许，但对联界则少有这样的禁忌。例如《2025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挂春联活动获奖联》（安庆站）：大龙走，小龙来，喜坐铁龙追梦远；进站安，出站庆，欣从车站带春回。两个带“龙”字的年份相连，已经很巧，加之乘坐的是“铁龙”，愈加巧妙。“进站安，出站庆”拆解“安庆”地名，且语义符合逻辑，也是作者才华的体现。
第六，诗化。美有古典和谐美、近代崇高美之分，而中国人忘不了唐诗宋词，最喜欢古典和谐美，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依旧如此。“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尽管这是宋代诗句，是画家的题材，但总被诗联界念兹在兹，并予以内化。杨慎题昆明华亭寺“一水抱城西/群峰朝阁下”一联，因为诗意浓郁、意境完备，甚至被后人反向演绎为两首绝句。看《宝鸡植物园征联大赛获奖联》：并非盆内山川小；应是胸中天地宽。作者没有就事论事，老实巴交地去写植物园或者盆景，而是一下子将人与物串联前来。如此反弹琵琶，完全是诗性思维的结果。
第七，出新。鉴于主办方已给出题材，并预设有主题或基调，应征参赛者在这些方面的作为受限。但在构思、角度、语言等方面，他们依然有闪展腾挪的空间。例如《2022年南京市城门征联获奖联春联》（太平门）：“金陵梅放，将绿码点开，报太平盛世；玉宇雪飘，把红联贴出，迎和美新春。”“将绿码点开”，这是现代人的科技生活，却被作者拉了进来，并与下联里的词句很自然地形成颜色对。
第二种:文学抒情类
就政治风险和经济条件而言，第一、二种对联创作都处于文学创作的安全区与舒适区，出于现实的需要，两者在局部范围内也有融合的一面。但就其根本性质而言，第一种比较务实，第二种对联则偏于务虚，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创作倾向。
观念上，从事第二种对联创作的联手们看不惯“老干体”，认为这些作品离口号太近，离文学太远，空洞无物，质而无文。实践上，他们钻研清代和民国对联，含英咀华，沉醉其中。组织上，很多人聚集在“中国楹联论坛”“联都论坛”“国粹论坛”等网络组织及自媒体中，围绕同一命题，比才斗胜。他们凭借良好的天赋与盎然的兴致，在经过“机巧联”“临屏对句”等训练后，对于对联语感有了较好的把握。一句话，由于“第一口奶”与众不同，取法乎上，并有“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群人很快成为联界瞩目的焦点，其影响亦辐射至其他对联类型的创作。
清代的文学性联作，主要以楹联（对联书法）形式呈现出来，包括室内联（格言、书房、祝寿等各类雅致之作）、室外联（园林、寺观、祠墓等各类建筑联），以及各种书面创作（如自寿联、自挽联）和应酬创作（民俗联、交际联）。第二种对联创作群体，学习并继承了这一切，尤其是其中的温柔敦厚之旨与诗酒风流精神。他们通过“与古为新”的方式，号召同侪张扬风骨、书写性灵，试图回归正统，弘扬风雅。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审美的触角，伸向中国古典文学的远方。有的发言玄远，赓续了“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有的则将清联与当代流行歌曲等相链接，熔铸青春的美丽与忧伤；有的同时进行诗词与赋骈创作，在自由转换中实现文体的互鉴。
第二种对联创作的群体，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较少参加一般性应征和大赛活动，如林凡、黄浩、张荣沂、毛竹等人；二是同时也参加各类型应征与大赛活动，如吕可夫、康永恒、卜用可、贾雪梅等人；三是曾经举办文学性对联培训班，如刘太品、金锐、苏俊、宋少强等人。限于篇幅，本文从每组各选两人，略作介绍展示。
黄浩，80后，曾以系列对联论文而驰骋“中国楹联论坛”，其中“联脉”说最为新人耳目。他的联作痛快淋漓，不藏不黏。例如《曹操》联：文亦精，武亦精，若建安失此杰一人，势异境迁，未必风流属魏晋；忠也罢，奸也罢，考陈寿志其时三国，清源正本，何须口沫费猜评。
毛竹，90后，其创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甘棠奖”对联风格，即少劲健之势，多幽婉之词。例如《题于庚子年清明公祭日》：百年武汉，竞起英雄，抛颅试听回声，十月十日之枪，四月四日之笛；九夏文明，屡经灾劫，扼腕为瞻行色，一姓一家之冢，万姓万家之山。其中“四月四日之笛”，当指武汉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吕可夫，“50后”，创作上诗联并举。联作善于联想，文字圆熟。例如《方孝孺》联：大儒工正学，文章在苏轼陈亮之间，一人死绝读书种；乱世证孤忠，节操守杀身成仁其训，十族诛留殉道名。
卜用可，“70后”，也是援笔立就。联作清脆可口，不乏余味。例如《傅山》联：介纷纭叔世，为必出之奇情壮采人，若明方孝孺，若宋文信国；本桀骜孤怀，又何屑于辱志沽名事，况学归大道，况医属苍生。
刘太品，“60后”，“中国楹联论坛”精神领袖。联作大气老到，对雅与俗、守正与出新等关系，把握极好。例如《游永安桃源洞景区》：此乃陶元亮记中之境，看灵秀溪山，入洞皆为寻胜客；我从鲁仲连乡里而来，对沧桑城郭，问津欲作避秦人。
宋少强，“70后”，专事对联教育。虽好用典故，但行文畅达。例如《题桃花江》：三五峰错落凌波，有石传为屈子钓；六十里缤纷夹岸，无花不是美人魂。
第三种：现象叙写类
如果不做细究，而是笼统地将第一种对联创作看作是一种时尚与商业行为，第二种对联创作看作是一种尚古和自得行为，那么，第三种对联创作就是一种写实和自主行为。
汲汲于时尚与商业行为的，本身无可厚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第一，个人也有“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自由。但参与者竞相模仿清代对联和当代获奖联，一味地迎合主办方，以至于路子越走越窄，就像2000年代以来天南地北的高楼大厦和乡村民居一样，越来越同质化。
以春联为例，面对雾霾、新冠疫情等大灾大难，以及与此相关的后期经济乏力、年轻人精神受挫等问题，即使由央视网参与主办的大型春联征集活动，也难觅相关文字的踪影。哪怕在不改变主色调（即“正能量”）的前提下，仅仅给一点暗示似乎都很困难。按理说，既然承认对联是民俗，就应该书写民俗生活的“表情”（钟敬文语），追问民间思想的“真型”（杨成志语），而不是相反。打着民俗的旗子，却无视民间实情实况，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悖论。可以说，与创作出春联杰作“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的古人相比，我们缺乏的不仅是智慧，还有承认现实的勇气。
与此相似，参与尚古和自得行为者，虽然部分人不愿意配合宣传，不屑于迎合市场，体现了所谓的“风骨”，同时所有人专心致志，“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班固语），也貌似“很文学”、很专业，但这类对联创作的作者同样有自闭之虞。他们纵使拓宽了联界视野，接续了文体正脉，于文学性对联创作厥功甚伟，也只能算是走完了第一步。守正更要创新，“笔墨当随时代”（石涛语），作为现代文人，应该学清联而不囿于清联，应该有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和更全面的文学理解，同时不妨兼有以对联参与历史进程的社会责任感。
清代诗教为什么要宣扬“温柔敦厚”之旨？如果没有“文字狱”的历史背景，清联的主体特征会是如此风貌吗？还记得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吗？知道王富仁博士为什么反对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吗？（参看王富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壶小有天地，茶清无是非”，古今陆羽们徜徉于此小天地，乃是其个人自由。但他们如果想永享茶烟禅味，则要有周遭的长治久安作保证，也因此，他们必须关注世道人心和时代风云。至于说如何关心，以及关心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个问题。
更何况，文学本来就是通过具象反映抽象的。在总体上，中国现代文学直面当下，以材料真实和内心真诚为前提，记录整个中华民族及生命个体的生活道路和心路历程。这样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也是一种精神遗产，也应该为联界所借鉴和发扬。
笔者主要从事对联研究和批评，但也时不时地被卷入对联创作。有时候，遇到的是应酬性对联的写作任务，此时如果来得及，笔者尽量注意联作的生活化、真实性和创新意识，而不随意镶嵌“淑女”“莱彩”“驾鹤”等貌似高雅、实则熟俗的词汇。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之前的文学专业意识所驱使，主动叙写生活里的人和事，特别是关乎历史变迁与文化反应，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现象。
在审美形式上，笔者也尝试过“典雅优美”“双关升华”等传统路子，如《购读常江<对联知识手册>》（1990-11）（对珠玉好奇，奈绠短汲深，止于蠡测；有梯航作助，便千山万水，当似风轻），《购买新书并护眼灯》（2001-01）（采撷几根闲草，不为玉颜，无关金屋；护持两道神光，既明世路，还识人心）。但后来感觉这些东西“过于漂亮”“过于正统”，便改弦易辙，将主要精力转向其他方面的探索了。
为俭省联序和注解，笔者经常将联题加长，使其包含一个主要动词，全联类似古代诗词里的“即事篇”和对联里的“故事联”。例如《与人谈及1988年河海大学留学生事件（其三）》（1991-10）：前年嫌体味并肤色，去年讲纯情与聘财，逢异种则置一旁，彼心如海难窥测；二老嘱出门要自尊，诸师言在世须自爱，皆秋风任过两耳，此痛似针唯叹惜。再如《目睹高校效仿美国变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扩招）而与人对话》（1999—12）：可怜父母心，有儿女能赢世望，纵然毕世辛劳，亦甘荼苦；当想久长策，若乾坤尽是材人，所谓量材录用，或作空谈。再如《与朋友谈近三十年难见大雁》（2005-07）：尘世多豹变地盘，跋涉者难寻驿站；高空望人形大队，美丽图只在梦乡。
到了2010年代，笔者利用主编《长安联苑》之机，不揣冒昧地在联界发起“现象写作”倡议，试图唤起同道们的“写真实”意识，并逐步解决作者虚矫自适、作品疏离现实的问题。作为发起人，笔者也曾抛砖引玉。例如《暑期乘车经眉县渭河大桥》(2012-08)：河床有四，川流占一，余者实荒唐，或是草丛或玉黍；清澈西来，泥浊东随，中途遭劫掠，他思拦水你思沙。《学生问买房住房感受》（2013-12）：上回借款，此回贷款，不虞半世劳人，犹觅他读书房、憩心地；前已是楼，右又是楼，大异子时清梦，总遮我中天日、夕阳红。再如《黄柏塬风景区遇商店小姑娘普通话极佳》
(2016-08)：鄙邑遇神奇，看此间字正腔圆，何输你我；文明有遗憾，待他日知音解语，恐剩媪翁。
笔者深知，拙作中的多数篇章偏于冷静（枯硬）和具体（琐碎），不仅难以入时（获奖），更难以传世（永恒）。尽管如此，笔者愿意套用鲁迅自题《野草》的话说：“但我坦然，欣然”，有朝一日，世界和我果真“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则“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近年来《对联》杂志刊登过吴世超、刘能英的对联，有联友阅读后认为，其作品与“现象写作”颇为相类。认真比较起来，会发现吴联大体属于传统一路，作者依旧重视题材的遴选和和社会意义的寄托，只是借用了一些诗词写法，有时含有中下层人群的象喻表现；而刘联则呈现出当下新诗的深重投影，即零度叙事、不避琐碎和口语化，并出之以“小我”的视角。换言之，前者与“现象写作”不无关联，后者则在看似相近的日常叙述背后，别有一种文学理想和策略（高寒《对联创作的叙事性探讨——刘能英访谈录》，《对联》2023年第8期）。
试看吴世超《金毛莽子》联：君之行每捕鼠，君之食先让猫，痴心不改，以实力单身，一百斤余多保重；我也想壮如牛，我也曾累成狗，霜鬓渐繁，幸萌娃对眼，三千里外共长安。再看刘能英《假日札记》：晨起，入园，摘秋葵一把，冬瓜一个，再另外配点辣椒，配点香葱，便可敷衍两顿;午休，抱枕，看诗说三曹，词话三苏，欲从中悟些技巧，悟些章法，何妨辗转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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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燕，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教师（已退休）。曾兼任《长安联苑》主编、中国楹联莲华奖评委、《对联》杂志终审，现兼任中国楹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顾问：常 江
主编：杨 旭
副主编：徐文德 江孔顺
邮箱：xixiay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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