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如何保护动植物[刘永加]
(2025-07-28 01:06:37)| 分类: 网文/报刊文摘/散文/小说 |
在我国古代,人们关爱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举措、做法很多,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
早在远古的五帝时代,就设立了掌管山林川泽保护的专职官员,称为虞。此后,历代都很重视生态保护。
唐代设立了专门机构——虞部,其中设有“虞部郎中”,“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唐代不仅非常重视对植被的保护,还多次下令动员全民植树,以完善生态环境。永泰二年(766年),唐代宗下令在京城开展大规模植树行动。贞元元年(785年),唐德宗命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灞、浐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不仅如此,唐朝廷还多次下令禁猎,以保护动物的生存权利。“咸亨四年(673年)闰五月丁卯禁作簺捕鱼、营圈取兽者。”“春三月丙午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常式。”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繁衍,唐肃宗曾在乾元二年( 759 年) 颁布圣旨,在全国81个地方设立放生池,蓄养鱼虾之类,禁止人们捕捉。“长庆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诏: 五坊鹰隼并解放,猎具皆毁之。”这些诏令的颁布,有效地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维护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共生。
宋代延续前代的做法,同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部门——虞部,各州县又设“农师”之职,聘请通晓农林知识者担任,为民众种植作物、林木提供技术指导。宋朝廷还制定一系列涉及生态保护的法令,宋太祖曾下诏,“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严禁捕食青蛙,以保护这个庄稼害虫的天敌。宋廷同样重视绿化。宋建立不久,宋太祖即诏令沿黄河、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多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广树艺者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使得沿岸皆“杨柳相连”“榆柳成林”。宋仁宗时,阳朔县“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
宋朝廷十分注重导向机制的运用,《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同时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保护野生动物,宋代也不含糊,首先重视宣传,在重要场所或交通要道处的墙壁上贴写诏书,告示百姓,不得违时捕猎禽兽、非法猎杀野生动物。其次,重视对濒危动物的保护。多位皇帝诏令禁止地方与使节向朝廷上贡驯象及其他珍贵动物。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就诏令:“罢献珍禽异兽。”
明朝历代帝王重视利用律法来保护生态多样性。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一系列保护法规,如《大明会典》中就规定,在建有庙宇、园陵、皇陵等的山林中,不许砍伐树木和采捕动植物。明代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明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就陆续出台了许多条令和规定,鼓励百姓种植经济林木和绿化树木。《明史·食货志》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这是一道强制种植经济林木的法令。洪武二十四年“命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植桑二百株、枣二株、柿二百株。”二十七年又规定:“每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这些严厉的植树法令,大大促进了当时的植树造林和绿化工作。明代不仅重视植树造林,而且注重保护绿化成果。据杨德盛《寺僧植树造林史话》载:由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需要大规模建设宫殿,有不少人借着为皇帝“造办”的名义,大肆砍伐古树名木,从中渔利。有人竟砍伐到了佛教名山五台山。巡抚山西的侍郎高文荐听闻此事,非常重视,他知道五台山是佛教名山,古树名木繁多,于是将此事上奏皇帝,并提出须严禁采伐。皇帝立即责成兵部准议施行。圣旨下来后,高文荐即下令,不论新旧木材,一律不准变卖,也不得借口“造办”再行砍伐,并责成五台山所在辖地派兵日夜巡逻,凡进山砍伐以及偷运者,一律捉拿问罪。寺僧更是踊跃配合官兵巡山护林,从而使五台山一带的山林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清代十分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以保证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存在。清廷先后颁布了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诏书与禁令。“顺治四年,冬十月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顺治八年,冬十月甲子,免五三大节进珠、貂……”“康熙六年,六月己亥,禁采办楠木官役生事累民。”“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免去林贡鹰。”“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壬子朔,谕粤海关官员贡毋进珍珠等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清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清实录》中,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四月下旨予以制止。
纵观我国悠久的文明史,生态文明建设始终贯穿其中,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和刚性做法,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规范人们的环保行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些对于今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早在远古的五帝时代,就设立了掌管山林川泽保护的专职官员,称为虞。此后,历代都很重视生态保护。
唐代设立了专门机构——虞部,其中设有“虞部郎中”,“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唐代不仅非常重视对植被的保护,还多次下令动员全民植树,以完善生态环境。永泰二年(766年),唐代宗下令在京城开展大规模植树行动。贞元元年(785年),唐德宗命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灞、浐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不仅如此,唐朝廷还多次下令禁猎,以保护动物的生存权利。“咸亨四年(673年)闰五月丁卯禁作簺捕鱼、营圈取兽者。”“春三月丙午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常式。”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繁衍,唐肃宗曾在乾元二年( 759 年) 颁布圣旨,在全国81个地方设立放生池,蓄养鱼虾之类,禁止人们捕捉。“长庆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诏: 五坊鹰隼并解放,猎具皆毁之。”这些诏令的颁布,有效地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维护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共生。
宋代延续前代的做法,同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部门——虞部,各州县又设“农师”之职,聘请通晓农林知识者担任,为民众种植作物、林木提供技术指导。宋朝廷还制定一系列涉及生态保护的法令,宋太祖曾下诏,“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严禁捕食青蛙,以保护这个庄稼害虫的天敌。宋廷同样重视绿化。宋建立不久,宋太祖即诏令沿黄河、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多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广树艺者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使得沿岸皆“杨柳相连”“榆柳成林”。宋仁宗时,阳朔县“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
宋朝廷十分注重导向机制的运用,《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同时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保护野生动物,宋代也不含糊,首先重视宣传,在重要场所或交通要道处的墙壁上贴写诏书,告示百姓,不得违时捕猎禽兽、非法猎杀野生动物。其次,重视对濒危动物的保护。多位皇帝诏令禁止地方与使节向朝廷上贡驯象及其他珍贵动物。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就诏令:“罢献珍禽异兽。”
明朝历代帝王重视利用律法来保护生态多样性。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一系列保护法规,如《大明会典》中就规定,在建有庙宇、园陵、皇陵等的山林中,不许砍伐树木和采捕动植物。明代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明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就陆续出台了许多条令和规定,鼓励百姓种植经济林木和绿化树木。《明史·食货志》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这是一道强制种植经济林木的法令。洪武二十四年“命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植桑二百株、枣二株、柿二百株。”二十七年又规定:“每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这些严厉的植树法令,大大促进了当时的植树造林和绿化工作。明代不仅重视植树造林,而且注重保护绿化成果。据杨德盛《寺僧植树造林史话》载:由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需要大规模建设宫殿,有不少人借着为皇帝“造办”的名义,大肆砍伐古树名木,从中渔利。有人竟砍伐到了佛教名山五台山。巡抚山西的侍郎高文荐听闻此事,非常重视,他知道五台山是佛教名山,古树名木繁多,于是将此事上奏皇帝,并提出须严禁采伐。皇帝立即责成兵部准议施行。圣旨下来后,高文荐即下令,不论新旧木材,一律不准变卖,也不得借口“造办”再行砍伐,并责成五台山所在辖地派兵日夜巡逻,凡进山砍伐以及偷运者,一律捉拿问罪。寺僧更是踊跃配合官兵巡山护林,从而使五台山一带的山林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清代十分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以保证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存在。清廷先后颁布了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诏书与禁令。“顺治四年,冬十月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顺治八年,冬十月甲子,免五三大节进珠、貂……”“康熙六年,六月己亥,禁采办楠木官役生事累民。”“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免去林贡鹰。”“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壬子朔,谕粤海关官员贡毋进珍珠等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清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清实录》中,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四月下旨予以制止。
纵观我国悠久的文明史,生态文明建设始终贯穿其中,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和刚性做法,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规范人们的环保行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些对于今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025年07月26日《西安晚报》第6版文化周刊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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