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驹》和《三滴血》，既是最早的也是时至今日影响最大的两部秦腔电影。尽管受制于当时的拍摄技术和戏曲理念，两部影片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无论从演职人员的规模和水平、剧情和剧本的完善程度、演员唱念做打的技术呈现，还是从拷贝售卖情况、影片播放次数和社会影响力来看，这两部电影都绝对堪称经典。

　　《火焰驹》1957年12月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机，集中了当时省市几个主要秦腔院团的老中青三代演职人员，阵容非常强大。《三滴血》，1960年7月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开机，演职人员绝大多数来源于当时的西安市秦腔剧院一团。

　　《火焰驹》的舞台导演有四人，其中刘毓中、苏育民都是舞台经验丰富的艺术家；惠济民是演员出身的戏曲导演，熟悉表演也擅长执导；封至模更是横跨多个领域、多个剧种，且皆有建树的艺术通才。音乐设计薛增禄、荆生彦，是熟悉传统秦腔音乐，又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手。而在《三滴血》中担纲主演的，除了刘毓中等老艺术家和孟遏云、肖若兰、樊新民等中流砥柱外，还有陈妙华、全巧民、孙莉群等易俗社第十四期新秀，他们在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就已经勇挑大梁。这两部电影的热映，为包括肖玉玲、李应真等在内的众多青年秦腔演员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两部电影的拍摄时间，均为半年左右。对于习惯于舞台演出的秦腔演职人员来说，“拍电影”无疑是新鲜的，但新鲜过后往往也是枯燥的。当时的拍摄条件简陋，两部电影都是单机拍摄，一个动作要从不同角度反复拍摄，事后再进行剪辑，这让习惯了“一遍过”的演员们颇不适应。比反复拍摄同一内容更麻烦的是，在《三滴血》中，陈妙华扮演孪生兄弟周天佑和李遇春，一个角色出场的情节倒还简单，关键是兄弟路遇结盟以及团圆的镜头就难煞众人。在兄弟俩同时出现的场面，剧组在场景中间拉线，拍左边就遮盖右边场景，拍右边就遮盖左边场景，相当于把一个场景当做两个场景来拍摄两次，然后将胶片分别曝光再拼组。

　　此外，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三滴血》拍摄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而当时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本身也还在建设中，所以剧组只能在厂区空地上搭建临时摄影棚，根本没有防暑降温设备，演员穿着戏服、化了浓妆，又是全天反复拍摄，不能卸妆，演员们都觉得酷热难耐。特别是扮演男角色的女演员陈妙华，为了更像男性，化妆师用材料帮她“垫高”了鼻梁，就相当于给真鼻子穿了件“外衣”，几天下来鼻子就红肿流脓了。有夏天的酷热就有冬天的严寒。《火焰驹》冬天开机，拍摄地长春比西安冷许多，空旷的摄影棚里寒意阵阵，这时候演员的戏服就显得很单薄了，所以演员都准备好厚实的大衣，有自己戏份的时候提前脱掉大衣、活动身体准备表演，一点不能让人看出寒冷，等录制完赶紧再把大衣披在身上。

　　1958年2月14日，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午时分，正在录制“花园”一场的演员听到主席爽朗的声音，不禁停了下来。主席走到近前，与大家主动握手，询问剧目名称和剧组来源，并与演员们亲切交谈。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曾经看过秦腔，并对秦腔的教育作用大加赞赏，而且他对《火焰驹》的剧情也不陌生。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叮咛话语，给了剧组演职人员莫大鼓励。

　　《火焰驹》是清代陕西剧作家李芳桂的碗碗腔作品，《三滴血》是易俗社著名先贤范紫东的代表作之一。两个剧目都具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和深远的文化内涵，虽演出多年依然颇受群众喜欢，本身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拍摄电影期间，陕西专门成立机构，对剧目从剧本、音乐到表演进行了整理，让主题更具有时代意义、表演更符合影视规律，从而打造出秦腔电影的“双璧”。经过电影艺术“漂洗”过的戏曲艺术，也成为当时观众争相观看的电影精品，将古老的秦腔艺术从西北传播到长城内外，传播到大江南北。

　　虽然观看现场演出是欣赏戏曲表演的重要渠道，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尚不发达，交通也不便利，剧团的演出区域有限，外地观众要想看到名团、名家、名剧是很困难的。有了这两部戏曲电影，观众便可以在附近的影院或放映队看到好戏。反过来说，这样也更加扩大了剧目对观众的影响。

　　有两个简单的例子。笔者小时候，在甘肃比较偏远的农家墙上看到过用电影《火焰驹》剧照制作的四条屏年画，每张剧照下还附有剧情简介，这应该是1958年的印刷品。而《三滴血》里那段脍炙人口的“祖籍陕西韩城县”，是现在陕西很多剧团在外地演出时返场的必唱曲目，经常引发台上台下千人大合唱，足见影响之深远。

　　（作者系青年戏曲评论家）

------2024年09月07日《西安晚报》第6版文化周刊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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