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至模，名廷楷，字至模，西安市人，是集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理论、戏剧教育于一身的戏剧大家。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富于创新意识，对戏剧颇多建树，尤其在秦腔艺术革新方面卓有成就，影响深远。 1920年，封至模考入北京美术学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与李健吾等人同台演出陈大悲的话剧《幽兰女士》，积极参与北京一系列话剧活动，被视为我国话剧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他痴迷京剧，延请著名京剧票友王寿山教授，演出《贵妃醉酒》《武家坡》《拾玉镯》《十三妹》等剧目。假期回到西安，参加由李游鹤等人组织的京剧票友社，进行短期公演。假满返京，又拜老伶工李宝琴为师，习花衫、青衣。他扮相俊美，做工细腻，深受观众喜爱，后来有评论说他“善演花衫，唱仄音宛转曲折，不亚梅（兰芳）欧（阳予倩）” 。

　　从美术学校毕业回陕后，他教过书，从过政，当过编辑。1931年入职西安易俗社，曾担任训育主任、编剧等职，全身心地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戏剧事业。他以时新的戏剧理念，改编导排秦腔剧目，深得业内专家青睐。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华，国难当头，他以戏报国，热情投身各界慰劳抗日将士的义务演出和公益活动。尤其是他以古托今，创作了新编秦腔历史剧《山河破碎》《还我河山》，协助陈雨农先生完成导排；于1937年偕同副社长耿古澄，率团赴北平慰问抗日驻军。他在《京报》发表文章，明确宣示演出宗旨，在国破家亡之际，戏剧是冲锋的号角。“（两剧）实在算不得如何的剧本……惟一的希望：是不要把它当作过去的历史看……我们只有，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已破碎了！’‘快还我河山吧！’” 拳拳爱国之心、热血贲张之情，溢于言表。据1937年6月7日《全民报》报道，《山河破碎》演出“观众极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于门外者，大有人在，其受观众欢迎之情绪，诚为仅见”。剧团在北京连演月余，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不能再演，才返程西安。

　　封至模认为，戏剧是崇高的事业，不能墨守成规，必须革除流弊，锐意创新。他说：“艺术是随着时代进步的，绝不能死守固有封界，保持自然原型，否则必被天演淘汰，归之消灭。戏剧是国家教育之利器，不能任其自生自灭，腐化到底，是要整顿、改良、发展……”他对秦腔的革新是全方位的，从剧本内容到演出形式，从编导理念到演出风格，从服装道具到布景化妆，从剧场管理到观众守则，力求焕然一新。如对此前舞台上的饮场、检场、观众池设茶座等陈规陋习，一概废止。秦腔真正意义上的导演制是他提出来的，且是从他开始践行的。即就是对服化道的细枝末节，他也一丝不苟，力求尽善尽美，如改旦角演员原来的“齐鬓”为“花鬓”。在当时，他的戏曲理念与著名戏剧家齐如山等人如出一辙。

　　弘扬秦腔艺术，扩大秦腔影响，是易俗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封至模以自己广泛的人脉，促成上海百代公司于1935年、1936年两次来陕，为易俗社陈雨农、赵杰民、王天民、耿善民、刘迪民、王月华、杨令俗、高符中、雒秉华、马平民等一批秦腔演员录制唱片，亲自担任片头解说，使秦腔走出潼关、声播华夏，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秦腔艺术音响资料。 1938年，封至模离开易俗社后，相继筹办了夏声剧校、陕西省巡回歌咏戏剧队戏剧专修班、上林剧院、晓钟剧校等教育机构，以极大精力培养京剧、秦腔等剧种新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文化部戏改处副处长。1952年，由他参与导排的秦腔传统戏《游龟山》，晋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获演出二等奖，为秦腔赢得了荣誉。1953年，他调入西北戏曲研究院（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院艺委会副主任兼导演，对剧院的剧目创作、人才培养、业务建设，均有卓越贡献。

　　在戏剧界，他桃李满天下。许多秦腔知名演员，如刘毓中、马平民、耿善民、雒秉华、苏育民、王天民、李正敏、何振中、宋上华、李瑞芳、马蓝鱼、李应真、肖若兰、陈妙华、全巧民、张咏华、肖玉玲、任哲中、贠宗翰、余巧云、焦瑞霞、贺林等，还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著名蒲剧演员阎逢春等，都曾得到过他的教诲。因排演京剧《曹操与杨修》而饮誉菊坛的导演马科，也是当年他在夏声剧校的学生。

　　封至模对秦腔班社的生存与发展，给予了满腔热忱。20世纪40年代后期，三意社遭遇意外变故，剧场和宿舍被国民党驻军强行占领，演出活动被迫中止，演员四处流散求生，致使剧社债务累累，成了一个烂摊子。封至模应社长苏育民诚意邀请，到三意社帮助其管理社务，拯救剧社于危难之中。他不仅自己放弃报酬，而且将夫人的全部首饰拿出来变卖，为社里购置戏箱行头，补贴演职人员生活之需。演出队伍人心涣散，有的演员甚至染上吸大烟恶习，他一方面进行内部整顿，延揽业务人才，另一方面移植改编剧本，恢复剧目排演，又开拓演出市场，恢复对外演出，终于使剧社扭亏为盈，恢复元气，走出困境。

　　封至模知识渊博，著述颇丰，有百万余言作品存世。创作剧目除了上述《山河破碎》《还我河山》之外，还有《蝶哭花笑》《义侠武二郎》《箭头鸳鸯》等。这些剧目，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还将许多京剧剧目移植到秦腔舞台上，如《水淹下邳》《赤壁鏖兵》《奇双会》《宇宙锋》等，丰富了秦腔演出剧目。他在各个时期散见于各类报刊的戏剧评论文字，或旁征博引、见微知著，或联系实际、切中时弊，均富于建设性、指导性。如他于1934年撰写的《陕西四年来之戏剧》一文，从宏观上对陕西的戏曲艺术做了阶段性考察，介绍了陕西的剧本创作、演员表演，以及剧场建设现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改进举措，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直到晚年，他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完成了多部篇著述，计有《秦腔名艺人考略》《秦腔声韵初探》《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国戏曲大词典》（与人合作）等。他对戏剧的贡献，特别是对秦腔艺术革新与品位的提升，将被后人世代铭记。

　　（作者系戏剧评论家）

-----2024年07月06日《西安晚报》第6版文化周刊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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