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郑孝胥楷书书法对当今书法创作的启示

书画群英 2022-04-1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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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作为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一生笔耕不辍，通过其自身的经验积累，留下了许多重要的书学观点和主张，对于我们当今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当今书法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结合郑孝胥的书学创作观点，笔者整理归纳出以下几点启示。

师古崇今，不可盲从

对于当今书法创作极易走入师古亦或是崇今两个极端的问题，郑孝胥的观点或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迪。郑孝胥不泥于古，对于前人之书深有择别。其《题李北海古诗十九首墨迹诗》云：“干将莫邪难争锋，自言此书与卢鸿。由来《文选》是家学，父子授受善与邕。愿为鸣鹤殊鸿鹄，谁见香像追飞龙。世间石刻已稀有，朱阑麻纸垂其纵。吾闻尧章论书法，以行为真非专工。孟坚复引狂为戒，欹斜流弊妨童蒙。谛观字里极骏逸，超凡绝迹元难从。道州蝯叟主端直，独至江夏终推崇。平生颇疑古欺我，颜柳以外皆瞍矇。重资重古任交诟，千金保秘规徐公。”

师古即学习古人，而这里的古并非特指于某一时期，而是相对于当今而言的，也并非古之书全部优于今之书，即不可盲目师古，要有辨别意识。纵观中国古代书法史，书法在汉代时期曾为一门专门的研究学问，萧何为前殿，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张世安因为善写书法而得尚书一职。时至后汉，好书风气更胜之前，名家辈出，诸如曹喜、杜度、崔瑗、张芝、钟繇、梁鹄、皇象等，并善精能，达于极致。而唐、宋之后，院体书法盛行于世，徒讲求结构而不思神韵，古意已离。古人将书法学习奉为毕生之业，倾全力而为之，学书者众多仍有传名于世与名不见经传之人，因此古人之书也并非尽可以为范，是为师古不可盲从，关键在于明辨。郑孝胥在此方面尤为提倡疑古，勿盲从多思辨。以前人为师，取其善者，勿取其古者；学习古碑古帖，取其善本，勿取其旧者。

而对于盲目崇今鄙古者，其理同之。古人尚有不足，不可全师，今人之书，虽有善习者，不足者也众多。书法艺术世代传承愈发璀璨，古人书写之精华历经千年考验仍为瑰宝，自然有其可取性。盲目崇今鄙古反而会丧失根本，失去广大的学习空间。而相同的今人书法或许暂时符合当今社会的审美，但仍需接受历史的考验，留有后人去评述。对于当今书法中的优秀部分，可以借鉴学习，但却不能够因为赞同一方而全盘否定另一方。“殊不知好古不知今，每每入于恶道，趋时不知古，侵侵限于时俗。”当今书法的创作也应该避免极端，避免盲目师古亦或是盲目崇今。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一个不断学习前人、同时又不断创新自我的过程。正所谓“不见古人书不能洒俗，不见今人书不能祛妄。”

学书出书，自我突破

释亚栖《论书》有语云：“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书法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求变的过程，学书者通过不断的临摹学习积累，进而将所学之物加以自己的理解感悟，从而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字语言，书法创作的过程亦是如此，始于模仿，但终究是要将自己的理解感悟加入创作之中，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对于当今书法创作缺少创造性的问题，郑孝胥认为若要讲求自我创造，必先有深厚素养之积累。

郑孝胥在《壬辰年诗》一诗中有语云：“作书无难易，要自习之久。苟怀世人誉，俗笔终在手。古今只此字，点画别谁某。必随人作计，毋怪落渠后。但当一扫尽，逸兴寄指肘。行间驰真气，莫复抟土偶。时贤争南北，扰扰吾无取。狂奴薄有态，或者进蝯叟。达哉临川言，妄凿妍与丑。”郑孝胥认为自身素养的积累可以不必拘泥于古人之范围，尤其是不必太过于在意同时代之人的赞誉或是反对。对错与否，自有后人评述，而时下所要注意的便是将自己的真气真感充分流露于所书的字里行间。

充满真实情感的作品，技法上或有不足，但却最能与欣赏者产生共鸣。正如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一作，字里行间有多处涂抹痕迹，若论章法，似乎是不符合人们对常规章法的理解的，但作品中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愤怒、痛心、惋惜之情跃然于纸上，另观者为之动容。或许我们可以猜测颜鲁公在创作《祭侄文稿》时，以其当时的心境而言，并未是要书写出一幅如何排名天下的书法，《祭侄文稿》的书写，完全是作为一种记录工具，但正是由于书法艺术的独特性，一笔一墨除了将文章流传下来，还将书写者当时的心情完完全全的记录了下来。

郑孝胥有诗云：“能书由天资，成就在学力。搜遍古人齐，一悟或有得”若想实现自我突破，学书而出书，学书尤为重要，即上文所言自身素养之积累。学书应有其本，而非杜撰而成。待自身有所积累之后，便可以据自身所悟参详之、思虑之，一悟或可得，得而变，进而实现逃脱临写禁锢，实现自我突破，并加以运用于书法创作之中，改变如今书法创作缺少创造性的弊端。

尚雅驯避俗派

书法创作中极易出现雅俗难分的现象，且较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郑孝胥痛恶俗派，也多次在学生课业的评语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在李国端颤笔临《毛公鼎》的课业中评到：“凡作书须先分别雅俗，则趋向不误。”又曰：“貌为古老者多俗手，不可不知。”无论是学习书法，还是进行书法创作，对于习书者而言趋雅避俗都是尤为重要的事情，也是极为不易的事情。项穆有语云：“书戒狂怪与俗，盖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俗是区别于雅而言的。右军曰：“学书作字之体，需遵正法”，雅即为正法也，因此凡不正者，皆为俗派。尤其是书法学习容易先入为主，极难改变，因此书艺学习之始，犹须趋雅避俗。

郑孝胥对于如何避俗气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许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其在孙帮英临《王增志》课业中有评语云：“横平竖直，可避俗气”；又评宋龄贤临颜碑曰：“笔意颇腴，俗笔亦避”；又评叶昕篆书曰：“板滞易入俗派，须避之”。从郑孝胥给学生课业的评语中，有关其雅俗观点，可略探一二。

对于郑孝胥而言避俗可以理解为讲求书写的自然性，不矫揉造作，不故意为之，不过分追求笔意的所谓枯古颤笔。郑孝胥在评叶昕大字《散盘》用笔枯颤时有语云：“仍宜雅驯深厚为主，一时染派，易入恶道。”若无正确的雅俗之观，即无坚定之信念，在书写时就会容易被外来观点所影响、被时人书评所左右，过犹不及往往会出现与期望相反的效果。学书者唯有明辨源流，取法乎上，书法创作才能够尚雅驯避俗气。

重精熟忌草率

郑孝胥曾多次劝勉弟子学书应“首贵精熟”，其评叶昕课业曰：“不厌精熟”、“渐近自然、不厌其熟”；又评李国端日课曰：“笔意甚好，勤习勿懈”。可见郑孝胥对于精熟的重视，观其自身，自受书起也是日日勤练，笔耕不息，其书法虽诸体皆通，但犹以楷书见长。观之楷书书写，笔画之间更是求其精熟，一点一划之间稍有松懈，则其貌变矣。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记载了大量有关其书法临习、创作的记录，如仅在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廿六日十多天时间里，有记录可寻的就有多次反复临习《道因碑》、《度化寺》、《书谱》、《十七帖》等碑帖；民国四年六月十三日其又记载道“复取《书谱》写之，始觉《书谱》真学右军”可见其用功之深，非吾辈可比。郑孝胥弟子张谦先生曾在其《郑海藏先生书法抉微》一书中这样描写郑孝胥学书之精：“先生尝谓读帖如刺绣，首尾神注，一针不可放过，必详察其笔画间架，至一至再，然后临写，方可得神。”充分可见郑孝胥临帖之精熟。

书法的学习离不开“精”与“熟”的反复练习。“精”是为专注细致，点画之间，锱铢必较，方得形状；“熟”是为反复练习，熟能生巧，方得气息，二者缺一不可。只“精”无“熟”，空得其表；只“熟”无“精”，不得其法。张旭谓之裴傲曰：“倍加功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古人由于其身处的时代环境与如今大有不同，当时书法的研习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审美上的愉悦，而更多的是众多文人墨客、士林学子抒怀永志、求取仕途所必不可少的技能，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敲门砖，因此备受追崇，无数文人才子为此煞费苦心。

相传钟繇初学胡昭书时，曾十六年目不窥园；王逸少自言曾于山谷中学字，二十年不出，竹叶树皮皆反复书之；智永禅师常居永欣寺书阁，临池学书右军之书近三十余年，业成方下；康里巎巎镇淛西时，每日于官衙内日书千字才进膳食。古人学书能够留名于世者，大都勤奋刻苦，学书精熟。正如虞世南所语：“自古贤哲，勤乎学而立其名，若不学即没世而无闻矣。”

与精熟相反的即是草率。郑孝胥曾多次在学生课业中的评语中写道：“稍病草率，需求细密。”草率与精熟不仅仅是一个书法学习的方法与习惯，更是书法学习、书法创作的态度，书写者的书写态度对书法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书法创作涉及书法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点画、线条、用笔，还是结构、章法甚至是款识、钤印，都将对书法创作的完成产生一定的影响。草率书写往往难以顾及方方面面，常常会顾此失彼，难成大器。李世民在《论书》一文中有语云：“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书法的学习除了天赋异禀之外，绝大多数的成功都离不开认真的态度及反复的临习感悟。

羲之云：“耽玩之功，积如丘山。张芝学书，池水尽墨。当其雅趣，求彼真意，无图其形容而滞于体质，此贵乎志意专精，必有诚应也。”俗语讲勤能补拙，于书法创作而言更是如此。书法创作的过程是书家抒发自我情感的过程，一般说来，所书即所思，所书即为所想。如若心力懈怠，不能专精，那么所书必然也马虎草率，终不能自成一家。所书精熟，可事半功倍；然所书草率，纵然日书千字，也收效甚微，事倍功半而已。而当今书法创作中缺少精品，粗制滥造却众多，究其缘由则离不开“精熟”与“草率”这两个原因。若书法创作者在进行书法创作的过程中重精熟忌草率，则当今的书法创作中就会多一些精品而少一些粗制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