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红楼梦》“断代工程”刍议

逄冠卿

中国古代社会对待小说与西方的一个很重要区别，就是不太注意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和作品的版权。岂止是不注意保护的问题，中国有史以来小说向来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史”，小说作者也向来被当作不能成大器的“稗官”，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还随时受到封建专制文字狱的威胁，个人头颅乃至六亲九族命运都受到威胁。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古典小说多不署作者姓名，或者以托名、化名问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不署名，今天我们知道的其作者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都是后人考证出来的，且均存在争议；再如《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聊斋志异》署名柳泉居士，柳泉居士是蒲松龄的别号是清楚的，兰陵笑笑生究竟谁何？至今我们仍云里雾里，搞不清楚。

《红楼梦》及其原本《石头记》出现于乾隆中后期，该书的作者当然也没有署名，只在书中开卷第一回正文中交待：这是一块无材补天的“石头”，在上面记载的自己造历凡劫时“亲历亲闻”的事迹，托“空空道人”抄录问世，后经曹雪芹十载五次披阅增删，方得以问世传奇。《红楼梦》流传二百多年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考证”一番，认定所谓“石头”和“空空道人”都是作者“故弄狡狯”虚构的名字，那个“披阅增删”者曹雪芹，方是该书的真正作者，而书中的事迹，就是按照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的风月繁华生活经历创作的。胡适先生的“新红学”创立之后，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作者几成学界“定论”，不论是胡适“新红学”的传人、同路人还是反对者，都采用“曹贾互证”的伪科学方法，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去寻找《红楼梦》的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和思想文化来源，互相之间的学术纠葛也多是以“我的曹雪芹”去反对“你的曹雪芹”，一门以研究《红楼梦》为己任的红学也逐渐异化为乱七八糟的“曹学”。

曹学自创立起至今也有近百年历史了，经过三代红学家的持续努力，号称成为了“当代显学”。这门自封的“显学”百年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却令人很是失望，红学家们对曹家祖孙三代的历史翻腾得底朝天，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与《红楼梦》故事相仿佛的小说素材和人物原型，在那个具有魏晋风度的曹雪芹本人身上，也看不出一点“情痴情种”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以至于“红学家说的越多，《红楼梦》越显其坏”，逐渐把《红楼梦》搞成了由一大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组成的“断滥朝报”。当代红学在无路可走之际，只好乞灵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革“假大空”文化，以人为“拔高”《红楼梦》和“神化”曹雪芹维系虚假繁荣，大肆鼓吹《红楼梦》“预示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客观规律”，曹雪芹是个“思想超前”的“天才”文学家——走上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归之路。

当以中国红学会为代表的曹学家群体，仍在残破不堪的胡适“土围子”中修修补补、苦苦挣扎之际，也有一批有志之士在思考红学的突围良策了。他们从根本上怀疑胡适先生当初的“大胆假设”是否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是否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以至于繁琐考证搞的越“小心”，离事实真相越远。这批胡适新红学的叛逆者大体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戴不凡、陈林为代表的“新曹学派”，他们否定曹雪芹的作者身份，但不否定江宁织造曹家事迹为《红楼梦》的基本素材，因此在曹雪芹的上辈人中去寻找《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认为或者是“曹竹村”，或者是“曹頫”，才有可能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二是以土默热、陈斯园为代表的“非曹学派”，他们从根本上否定“胡家庄”和“曹家店”，转而在清初顺康年间江南文人及其生活事迹中去另行考证《红楼梦》作者和创作素材，或者认为吴梅村，或者认为洪昉思，才是《红楼梦》最初的原始作者。

以上“新曹学派”和“非曹学派”貌似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并非一条路，其实两个流派的相同点，都是否定乾隆中叶的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把对《红楼梦》作者的探索由乾隆中叶上推至康熙年间，上推了一代人或两代人，换句话说，把《红楼梦》的创作时间，由十八世纪上推至十七世纪，把《红楼梦》的性质由“盛世危言”改换为“末世哀鸣”。两个流派的根本不同点在于，“新曹学派”继续在胡适先生假设的江宁织造曹家去开掘《红楼梦》的故事素材和人物原型，而“非曹学派”则干脆抛开了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旗人出身的曹家历史，转而在江南世族的汉民族遗民文化中去探寻《红楼梦》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由这两个流派及胡适新红学（曹学）三派之间的异同看，当代红学争端基本集中在两大根本问题上：一是《红楼梦》究竟是明清鼎革后“末世”时期的作品，还是乾隆中叶“盛世”年间的作品？二是《红楼梦》究竟是江南世族诗礼簪缨文化的产物，还是北京“旗人家族”铁马金戈文化的产物？这两个基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即《红楼梦》“断代”问题！

有些文学界的朋友可能要说，你把问题越说越玄乎，又提出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红楼梦》“断代”问题，有这个必要吗？像对待《金瓶梅》那样，作者一时搞不清楚暂时就存疑，也不妨碍我们阅读欣赏这部小说啊？问题恐怕不能这样去理解，《金瓶梅》作者虽然至今搞不清，但该小说的创作流传时间是清楚的，思想文化背景是清楚的，文学界对《金瓶梅》假托宋朝实际展现明朝中叶社会生活画卷的理解也是一致的。而《红楼梦》就不同了，按照清初“末世”和清中叶“盛世”的时间背景，按照“旗人家族”和“江南世族”的地点背景和族群背景，分别去解读《红楼梦》，其结果会冰火两重天，其文学底蕴大相径庭，决不兼容。当今红学界对《红楼梦》理解的歧义纷呈、聚讼不休局面，足以证明不能用和稀泥办法不了了之。说到底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作者问题，而是对《红楼梦》时代背景、地理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的正确判断和解读问题，非采用“断代工程”的手段解决不可。

有些朋友可能认为，“断代”方法是考古学界的常用方法，在文学界是否适用？其实这个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羁绊，有好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不能在它创作的那个时期就问世流传，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由后人发现问世传抄的现象是不鲜见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发现的《姑妄言》小说手抄本，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现在才发现流传的小说就断定它是当代作品，而是通过文学“断代”方法，判断它是清雍正年间的作品，其作者“三韩曹去晶”和评点者“古营州林钝翁”究竟何许人也，至今还是一个待解之谜。作品的大背景清楚了，作者一时不清楚，并不妨碍我们对《姑妄言》的欣赏和解读。《红楼梦》何尝不是这样，它虽然是在乾隆中叶开始流布的，但其初期八十回手抄本《石头记》的创作年代，却未必是在清中叶的乾隆年间，是否有创作于清初顺康年间的可能呢？这种大背景上的糊涂却要影响我们对作品的欣赏和解读，值得每一个严肃学者对此做慎重思考。

《红楼梦》书中反复交待，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末世”。乾隆中叶可以称为“末世”吗？显然不能。那么有清一代什么时期可以称为“末世”呢？从所有的文史文献综合看，一个是大清王朝灰飞烟灭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个是清军入关、下江南以及平定三藩之乱即明清鼎革后的一段动荡时期。《红楼梦》肯定不是清末这个“末世”的作品，那么它是否有可能是清初这个“末世”的作品呢？这方面土默热先生作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把《红楼梦》书中涉及到的所有清代文人和作品逐一加以梳理考证，发现均属于康熙中叶及其以前的文人和作品，没有出现一个康熙中叶以后的文人，更没有涉及到一件康熙中叶以后的作品。《红楼梦》是一部那个时候的当代人写当代事的“世情小说”，作者的笔触并不避讳当朝的人和事，比如林四娘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顺治二年的真人实事，作者在书中就明确交待说这是一个新得的“好题目”。作为文人歌咏的“题目”，林四娘的故事在顺康年间可以是新得的好题目，到了百年后的乾隆中叶，怎么也不会是新得的好题目了，更无人敢于公然歌咏这个题目所代表的“故国情思”吧？

土默热教授和一批致力于土红学研究的专家，还针对曹学家们把《红楼梦》断定为乾隆年间作品的“五大物证”，长期以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考证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将主流红学所谓“五大物证”批驳得体无完肤。关于“试帖诗”一事，土默热教授有《试帖诗不能证明〈红楼梦〉创作或续写于乾隆年间》一文；关于“宝玉怀表”一事，逄冠卿有《宝玉怀表是〈红楼梦〉乾隆年间成书的物证么》一文；关于“时宪书”一事，聂桥有《红楼“时宪书”并非乾隆〈时宪书〉》一文；关于贾雨村“协理军机”一事，逄冠卿有《贾雨村“协理军机”不能证明〈红楼梦〉创作于乾隆年间》一文；关于“北方火炕”一事，土默热教授有《〈红楼梦〉中的炕不是北方火炕而是江南炕榻》一文；五篇文章对主流红学的“五大物证”均给予了有力地批驳，（再加上逄冠卿《红学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曲柄七凤金黄伞恰恰证明〈红楼梦〉创作于乾隆前》一文），使《红楼梦》创作于乾隆年间的所有论点论据和论证关系基本破产，完全失去了证据效力。

另外，土默热先生还通过对《红楼梦》书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研究，有力地证明了《红楼梦》乃是清初“末世”思想文化的客观折射，而不是清中叶“盛世”思想文化的主观臆造。比如贾宝玉的“男浊女清、男泥女水”、“除明明德外无书”以及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思想，乃是清初士大夫阶层的共同观念，乾隆时代的人绝无此类观念；再比如《红楼梦》创作艺术所体现的“情本观念”、“梦幻手法”，乃是清初文学“非情不传”时代的特有文学潮流，乾隆年间无此文学理念。把这些思想文化现象放在清初“末世”去看，则体现了《红楼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而放在清中叶“盛世”年间去看，则只能用曹雪芹“思想超前”来做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解释了。土默热先生所做的这些考证和研究工作，实际上就是《红楼梦》“断代”工作的一部分。不论是史学还是文学的“断代”工作，都需要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学术班子，综合各学科的力量方可完成。土默热先生现在是孤掌难鸣，红学界又无人对此感兴趣，红学也只能停留在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阶段，用《红楼梦》去阐释乾隆年间曹雪芹“天才”大脑和“超前”思想了。

可能有的朋友会发问：兴师动众集中人力智力，为区区一部小说《红楼梦》去搞“断代工程”，有这个必要吗？从红学现状和未来看，完全是必要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正确理解和阐释《红楼梦》，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绝大和绝好题目。而红学的现状是与其研究本体《红楼梦》背道而驰，曲解、误解甚至反解《红楼梦》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至于“红学愈昌，红楼愈隐”。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红学界多年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围绕《红楼梦》作者问题聚讼不休，却忽略了对《红楼梦》时代、地域、族群等大背景的宏观判读。红学发展繁荣的目的，不是为了用《红楼梦》来诠释其作者 “超前” 的思想和“天才”的大脑，而是要用作品所体现的文学底色和社会背景来正确阐释《红楼梦》的思想文化，从而达到正确判读和汲取《红楼梦》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的目的。

大的背景问题解决了，作者的考证问题就相对容易集中光圈了，即使一时达不成一致也不要紧，就像对待《金瓶梅》作者那样就可以了，不会妨碍我们对《金瓶梅》思想文化解读的。而大的背景问题不妥善解决，继续在曹雪芹或其前辈人乃至吴梅村、洪昉思之间聚讼不休，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谈何正确解读《红楼梦》？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好《红楼梦》“断代”问题，从大的思想文化潮流分析着眼，从具体的文学考证和文学解析入手，力争早日就《红楼梦》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认知达成一致，下一步其它具体问题的解决就都好办了。《红楼梦》“断代”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依靠分散在各领域的专家单打独斗很难承担起这个任务，依靠各个学派各自为战也容易因固步自封、走火入魔而误断误判，必须由文化部或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按照原子能研究领域的“堆”体制，组织起各相关学科的专家，统一领导，分工合作，集思广益，去伪存真，方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中国文化界和社科界的领导机关，能够承担起这项伟大工程的组织协调任务吗？我们拭目以待。

                   2010年6月初稿

                   2015年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