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作假案”败露给红学界带来严重后果

           逄冠卿

《春柳堂诗稿》作假案基本上水落石出了。网络上孤鸿道人和陈林的文章（附后）把这一作假案的来龙去脉揭露得清清楚楚，几乎无可争辩。且不论这一案件在当年的黑幕是如何的荒诞离奇，也不论主流红学在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是如何荒唐不经，只就主流红学的“学术体系”（恕我这里为这个“学术体系”加了引号，因为所谓曹学从来就是伪学术，也从来就构不成体系）自身来讲，这一下子就被打得七穿八孔，这口气恐怕很难再缓得上来。

其一，《春柳堂诗稿》的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诗稿中提及的那个曹芹溪也就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那个曹雪芹从此失去了“梦阮”之字，“芹溪”之号，很难再同《石头记》中脂批透露的那个作者“芹溪”联系起来，曹雪芹同脂砚斋与脂本《石头记》的关系也就更加无法纠合在一起了。仅凭敦诚、敦敏诗中提及的那个具有魏晋风度的曹雪芹，且从未提及他与《红楼梦》的关系，还能作为《红楼梦》作者的证据使用么？

其二，春柳堂作假案真相大白后，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年未五旬”的种种猜测，关于曹雪芹曾经历过江南风月繁华生活的种种臆说，关于曹雪芹学富五车、工诗善画的种种吹捧，关于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茅屋中创作《红楼梦》的种种附会，均成为荒诞不经的笑谈了。主流红学界几十年中为曹雪芹“长岁数”、“长知识”、“长阅历”，希图让他赶上金陵风月繁华岁月的种种努力成果，顷刻之间便化为乌有了。红学家多年来苦心编织的曹雪芹神话，几乎全部不攻自破。真不知道失去这些后，主流红学还剩了些什么可以立足的成果？

其三，春柳堂自编自演闹剧收场后，主流红学屁股上打的斗争哲学烙印、政治红学痕迹都暴露无遗了。多年来中国红学会顾盼自雄、东征西讨，今天为甲某“消毒”，明天对乙某“群殴”，现在看很有必要反躬自省了。正人先正己，攘外必先安内，最起码应该举全会之力，首先为自己的学说体系很好地消消毒，去除其中的“左”毒和“假”菌，才好以红学权威组织自居；否则，自己带着满屁股屎嘎巴，怎么好意思指责别人屁股不干净？

                                           2010-5-27

附：

自编自导自演的春柳堂

孤鸿道人

【按】这是一部开放的著作，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创作的过程。主题是研究、探讨“春柳堂”的艺术史，或者说，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光绪年间刻本《春柳堂诗稿》，是如何“变脸”成为了“曹雪芹证言”，从而引起争论，并且“是非越辩越不明”的。

本来，原计划是按照三个线索来展开的。其一、“被做了手脚”的《春柳堂诗稿》是如何做出来的；其二、“丁丑年疑云”背后的世间百态；其三、“贴条”的使用技巧，以及这种技术的现实意义。

这些计划的基础，是依据2008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即张宜泉（现实中的）不可能生于乾隆二十年之前（事实上，欧阳健推测的宜泉生年：张宜泉可能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或嘉庆十四年(1809)的可能性最大，最早也不会早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基本正确。如果找到了张家的家谱，当然就可以完全正确了。）这件事。

但是，福无双至今日至，就在2009年的第一天（2009-01-01, 09:46），江海红狐先生把“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的两段“补丁诗注”的图片，公布于众。而且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2008-12-31, 14:06），还是江海红狐，把隐瞒了53年（1955年-2008年）的秘密也给揭开了，这个秘密就是《春柳堂诗稿》的属性：本宅藏板。这一岁尾年初的两项壮举，使得除了从学术意义上找到张宜泉生活于嘉庆、道光（成年）时代的这一条路径以外，更从证据意义上给现存的《春柳堂诗稿》定了性，直接否定了张宜泉的“曹雪芹证人”身份。所以，从社会公众不接受学术（红学界更是不怕学术）而更愿意看见爆料艺术的角度来说，江海红狐的两项资料，远远超过一本严肃学术研究专著的力量。

为此，我们从善如流，临时改变原来的计划，把“三个线索”先放一放。让故事就从亲手揭开了“春柳堂”神秘面纱的江海红狐开始......。

 

春柳堂作假案败露的严重后果（续一）

一、“本宅藏版”证实了此前很多人的“猜测”，也解决了更多人的“疑惑”：

“本宅藏版”这四个字，是操办“影印本”的人故意不印的，还是无意“漏掉”的。只要看看谁是“既得利益者”就足够了。

“本宅藏版”直接且明确地说明了这本《春柳堂诗稿》的刻印者（不是指“操刀人”，甚至不是指“出资人”，而是指“主事者”），是所谓的“张子介卿”。

没有这条信息，人们从现存《春柳堂诗稿》的影印本上，可以明确地看见是“德贵敬刊”，再加以全书上下、从头到尾不见一点儿属于“张子介卿”的只言片语（字），不由得你不误解为“张子介卿倩人代办，自己没有参与”。当然，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张子介卿”应该有一篇“序”或“跋”。

而现在，我们不但知道了这本《春柳堂诗稿》确确实实是张家的“家刻本”。谁都可以不写，而被称“今世之所希”、“张子之孝思不匮矣”的大孝子“张子介卿”却不能没有一点意思，无论多肉麻的吹捧话，我们都愿意接受。可是，他的序言（或跋语），因为不符合某种利益和目的，被撤掉了。这个人不是恩华、不是杨钟曦，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他只能是在把书交给王利器之前去干这个事。如果老天有眼，此君还活在世上（应该有七八十岁了），看在“张子介卿”的面上，请出来把话说清楚。

同时被去掉的还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书的“目录”。

也许有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发现了，这样一本孙为祖刻的书，是如此精良、刻印俱佳，但是读起来却是不合常理的麻烦，因为此书竟然没有《目录》。体例不和，情理不和，以前曾经有学者猜测，是不是贵贤序前有缺页，那么目录在此二序之前，自然脱落了也是可能的。但是，江海红狐的信息却分明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书的“封面”（或扉页、牌记）都还在，目录再靠前，也跑不到书的“封、扉”之前去。

结论就是：书已经被人重装过了。在重装的过程中，有人根据需要，选择去掉了某几个叶子。

    二、被拿来作为“杀手锏”以对付欧阳健的“自序”是哪里来的？

上回书说到，某人在重装光绪原刻本《春柳堂诗稿》时，有意识地去掉了“目录”。那位看官说了，书若没有“目录”，岂不就像是美女没有“眉毛”，多难看啊！为何不仅仅撕去“不想要的那叶”，其它诗题部分的目录作为残篇依然保留呢？

其实，撤去“目录”，不是目的，清除干净所有“不合作”的“张子介卿”的痕迹才是目的。成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局面：

1、贵贤序中留有一处：“张子介卿”；

2、延茂序中留有一处：“张子介卿”；

3、济澄跋语中的一处是：“先生嫡孙介卿先生”。

全篇仅存的这三处，使得后人无法确定《春柳堂诗稿》的操办者，“孝思今世之所希”的“张子介卿”，到底是谁？或者换一种说法，光绪十五年己丑季春张罗着刻印诗稿的人，是姓张，名介卿吗？

那可不一定。清代以至于到了民国以后，某人称某人为“某卿者”颇多，如，林黛玉，表字颦颦。就被称之为“颦卿”。又如，吴恩裕直到新中国了，还在书中称呼贾琏为“琏卿”。所以，“张子介卿”者，既可能是确有张介卿其人，也有可能是“张介？”者。

这一段补叙“张子介卿”的来历，仍伏下文故事。正题却说“张子介卿”之序，和诗稿原书之目录都被撤下，此处补进一篇两叶（共4P）的所谓“春柳堂诗稿自序”，蹊跷有趣。

现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阳健发难之后）的人们，都知道这“十八行”自序的重要性了，它是保住张宜泉存身于乾隆朝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可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轮）争论“宜泉”姓“张”还是姓“兴”之时，这篇精心埋伏下的“自序”，却没有起到一丁点作用，形同摆设。这个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争论的一方王利器，根本就不“反对”乾隆朝，他甚至要主动为“兴廉”和曹雪芹之间的年龄破绽设计出“忘年交”（当然，顾了前头，顾不了后头，见欧阳健的“兴廉七十二岁方得中举”之疑）。另一方出来反对王利器“兴廉说”的吴恩裕，不说理由，也不质疑王利器的漏洞，直接断定：不是兴廉，是张宜泉。

按照几十年以后，刘世德的总结：

远在《春柳堂诗稿》影印出版的那一年，人们就已经开始在会议上，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了。......来自红学界的意见，终于在当时对出版社如何处理《春柳堂诗稿》影印本的作者署名问题产生了影响。请看，影印本的“内容提要”是这样说的：“《春柳堂诗稿》，清张宜泉撰。宜泉汉军旗人。他的一生经历，还有待查考。”

这其实是一种折衷的处理方式。

按，影印出版的那一年，应指1955年；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这一结论应指王利器的“兴廉说”（当然也包括了“忘年交”部分）。

各位看官看得仔细，已经看见“蹊跷”了：王利器的“兴廉说”被否定，附着于“兴廉说”的“忘年交”之说，当然也被否定。可是，否定了王利器的“忘年交”之说以后，张宜泉如何与曹雪芹“相交”呢？

那个时代的人，都有超人的本事。用“折衷”的办法，搞一个“有待查考”的结论，一切就足以“OK”。

这个“折衷”出来的“有待查考”，几十年过去了，竟没有一个人顾得上去“查考”。以至于当欧阳健去“查考”的时候，早已习惯了“（折衷出来的）定论”的刘世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居然还要来撰写文章，公开为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辩护。”

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重要性，道出了红学界几十年来的真实心声。在这种心证的控制之下，大大小小的问题，一个也发现不了。

例如，一个最最细枝末节的破绽，也能安然度过五十几年。光绪原刻本的《春柳堂诗稿》全书的体例，是大排序的，以影印本为例，全书只有三个部分，即《春柳堂诗稿》序，《春柳堂诗稿》，《春柳堂诗稿》跋。其后的《春柳堂诗稿》跋，仅有一叶，也在中缝处“标注”为“一”；其中的《春柳堂诗稿》正文部分，共五十六个叶，在“五言排律”和“五言近体”接口的“十七”、“十八”叶处是接排，在“五言近体”和“七言近体”接口的“三十七”、“三十八”叶处也是接排。而最前面的《春柳堂诗稿》序这一部分中，“贵贤序”和“延茂序”各占一个叶，也是顺序接排为“一”、“二”，但是后加入的“自序”，却不是接排为“三”、“四”。如果“自序”不算是“《春柳堂诗稿》序”这一部分的内容，却又在书口地方仍刻为“《春柳堂诗稿》序”，而不是“《春柳堂诗稿》自序”。

这是撤除了“张子介卿”序和“目录”以后留下的后遗症。

不但在“形式”上露出马脚，这篇后人操刀的“自序”，文字上也有一个填不平的大坑。

撰写这篇“自序”的人，是一个高手，或者说，是一个有一定学问的专门家。创作的时间，以一九五五年为下限，前推不超过五十年。而且有九成的可能，就是写于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之间。

这篇“十八行”自序，正文三百二十三个字，半文不白，却基本上都是套话，就好像是写惯了“出版说明”的一路文笔，面向的是“读者”。对所谓宜泉自己的介绍、感情、身世等等独特信息，则语焉不详，闪烁其词。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套话、空话、废话之中，却能嵌入一段为了锁定乾隆时代的“暗桩”，就是几十字的“丁丑”案。

但是，再高的高手，也超越不了他所处的时代。这也是人力所无法勉强的。

这位高手，当他写下“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这几个字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会想得到，竟然无意之中，已经留下了不可逆的疏漏了吗？这篇手稿，如果当时没有被销毁的话，如果后来大革命时抄家被抄走的话，如果又万幸没有被送进造纸厂回炉的话，还是有机会劫后余生，留存于民间、庙市，故纸堆中。说不定今后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病句。病在“乡会小考”四字，清代的读书人，有谁会认为“乡试”，甚至“会试”，可以被称为“小考”呢？在这个作者的潜意识里，什么样的“试”，才有资格不是“小考”，而是“大考”呢？莫非只有“殿试”才算“大考”，其他的举子、进士，都可以“小考”出来。

当然，这个病句也不是这位新社会的贵人拍脑袋杜撰出来的，它是有来历的。它的来历，同时也是他的动机，而这个动机，也仅仅只产生于那个时代。

对“科举制”的陌生和不熟悉，使得50年代的人们，完全没有可能体会乾隆时代的历史情节。对所谓“丁丑加试”的一知半解，更使得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观点也显得与历史真实格格不入。90年代以来，尽管有一些人为“科举制”说了一些公道话，却还是因为人微言轻而处于边缘化，真正把科举制当做客观的历史课题来研究，特别是微观研究的人，凤毛麟角。

所以，乾隆“丁丑案”的真实情况，直到2008年12月31日为止，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本论坛有劳扬论丁丑科是否即时实施了加试律诗之疑）

关于“自序”中的病句，老道此前也曾经请教过“高人”。而曾经指导过老道揭穿己卯本假象的“高人”，不幸却是一位坚持认为张宜泉没问题的“高人”对这一病句的解释，别考生面，但又完好地除了病根。

“高人”的解释是：“乡会小考”者，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即乡=乡试，会=会试，小考=童子试。

这么一来，“自序”中的这个话，语法之病倒是没有了。可是，与历史事实的不合，差得就更大了。

对于“乡会小考”这一笔糊涂烂账，以后尚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甚至进行“微观研究”。只是我们无论如何研究，也无法还原当年（50年代）的社会、历史、学术环境了。所以，我们现阶段的研究，仅有当代史意义上的作用。要真正了解那一段故事，和故事背后的深层意义，需要去找寻那一代人留下的“雪泥鸿爪”。

先看看刘世德的说法，见：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评欧阳健同志的若干观点。

这篇在反对欧阳健的阵营中地位十分重要的文章，先是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93年3期上，（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中国文学网》之《主要著作目录》，未核对学刊，手里有学刊的朋友可以自己核对文字。）后被收入《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文中刘世德引用的原文写作：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不知道刘世德如此断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乡、会并列，“会”后紧跟小考是不是很“别扭”。）

下文是一大段的解释，当然是符合预先设定的“张宜泉生活年代坐标”的解释。

最有趣的是这一段：

乾隆二十二年春，皇帝下过一道谕旨：

随后引用了王先谦《乾隆东华续录》卷四十五，“乾隆二十二年春正月庚申”条（341页尾和342页初），文长略去。

谕旨内容正与《自序》所说相合。由此可见，《自序》所说的“丁丑”，确凿地是乾隆二十三年。

这段下结论的话共33个字，仅错了一个：即乾隆二十三年的“三”字。作者没发现，编辑没发现，校对环节也没发现，估计很多读者也没发现。

因为，这个“二十三年”，是根据《自序》和“谕旨”的内容，所能安排出的最佳结果。“我皇上”要加试“五言八韵唐律一首”，钦定了“乡、会”的顺序，而且是二十二年春下谕旨，自然是二十二年乡先加，二十“三”年会后加。

这种潜意识，直接就把刘世德搞晕乎，即便此一段之前全说的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之事，往下仅挨着一行，也说的是“始于乾隆二十二年”，但丝毫不影响在结论里冒出个“乾隆二十三年”来。

刘世德顺着《自序》的思路，被潜意识搞得晕晕乎乎，但是并不都这样，有明白的。

在和欧阳健大辩论的末期，有一篇严云受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1年01期的文章，题目是：《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与作者。

在全文的第四部分，是重点驳斥刘广定认为张宜泉的《自序》中“丁丑”只是老年时的回忆，未必自己亲历的观点。当作者分析了“第二个层次”以后，需要下结论时，冷不丁来了一句“所以，不能依据乡会考试增试五言排律一事，把张宜泉垂髫受业之年推到丁丑之后。”

严云受的全文，引用时前后都是“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的表述方式，到了自己下结论、写文字的时候，“乡会小考”就比较不顺而难懂，作者直接改为“乡会考试”。岂不知，如果张宜泉的自序里原本就是写作“乡会考试”的话，自序就没有漏洞可言，哪里还需要一轮又一轮地不停辩护呢？

《自序》中的语病找到了，也治愈了（有了合理的解释，又没有语病了）。但是，大家却排不好“乡会小考”这三样东西的顺序。原因在于：今天的知识丰富了，基本都知道了“谕旨”是二十二年正月的事。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乾隆科举加试律诗，是乾隆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丁丑科）开始的，这个顺序是不是就对了：乡=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会=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小考=丁丑以后的所有童子试。

有人问，谁会这么无聊，抛出个“二十一年”起（不符合现在的知识水平）加试律诗说呢？

可是，50年代创作“自序”的时候，这一类知识是十分匮乏的。简单的梳理一下就知道了。

乾隆科举加律之事，不是“诗学”或者“科举学”那边的研究成果，反而是红学界常常念叨的一件事。文学史（50、60年代前期）讲到这里，一句“乾隆中期”带过。

红学界最早的来历（公众所知），是出自俞樾。

即，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考证《红楼梦》的一条说：

《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

大学者俞樾这话（单指“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一句，不涉高鹗补不补的事）可是真真正正地“正确”。人家仅仅说了“乾隆朝”，没说那一年。

这样的信息，产生不了“丁丑案”，甚至都引不起人太多的注意。例如，周汝昌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在一九五三年初次出版的时候，“乾隆二十二年”这一条之下，根本就没有注意过有“加试律诗”这回事。到了一九七六年，张宜泉“招摇过市”之后，周书才有。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76版，P722）

一七五七年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条下：

本年正月，南巡。

停会试二场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一首。

其谕略云：“前經降旨......”

但是，俞樾这位大学者没有错，并不代表引用了俞樾文字的另一位大学者不会出错。请看：

《红楼梦考证》中的这段话。

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我们可约举几层证据如下：

第一，   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

第二，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做成呢。

第三，大学者胡适博士，从哪里搞来的（估计又是颉刚等人帮他查的）“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这个著名论断，今人无从考究。可是胡博士的一次疏忽，却为30年后的《自序》创作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炸弹在当权者手里时，是一种对“质疑”者的“威慑力”，可一旦“改革开放”、“苏东坡（波）解体”、“走进新时代”以后，抱着这颗炸弹的人，就像是个“人弹”了。终于在时过境迁50几年后爆炸了。

按：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发表时，并没有这颗炸弹。

按照《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中《红楼梦考证》（1921年4月17日誊清稿，卷宗号146，分号1，P37）的说法，在亚东本上只有“俞樾引文”（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考证《红楼梦》的一条说：），此稿尚无“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没有这段话）

按照《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中《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17日改定稿，P173）改定稿中，则既有“俞樾引文”，又有“炸弹”（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

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我们可约举几层证据如下：

第一，   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

第二，   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做成呢。

所以，可以推测：

一、胡适之关于“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的知识，是“1921年4月17日誊清稿”之后，“1921年11月17日改定稿”之前的这段时间得来的。

二、《自序》作者是阅读“《胡适文存》、《胡适文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民国丛书》”这一类书的学者，而不是普通人。

注：胡适之《红楼梦考证》改定稿，首载《胡适文存》1集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又收入《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又收入1942年实业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又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10月据1928年亚东版影印）。

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一个关心红学、读胡适文章、地位不低的人），什么时间（1954年前后），在哪里（首都北京），干了什么（替张宜泉创作了自己都说不通的《自序》），最后就来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

这个所谓的“动机”问题，刘世德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他一方面是质问欧阳健的，同时也是质问那些“不承认红学ABC”，像欧阳健一样持有“奇怪的观点”、得出“奇怪的结论”，以及怀疑“真实性、可靠性”的所有人的。

刘世德问：

把乾隆年间撰写的、光绪年间刊刻的《春柳堂诗稿》说成是作伪的产物，很难令人相信。在那些年代里，有几个人知道曹雪芹是何许人也？作伪者造出这样的赝品，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直指“作伪者”的要害。作伪者的“预期”目的，可以从事实上已经达到了的“实现”目的反过来看，就非常清楚了。吴恩裕先生有精辟的论述（见《考稗小记》）：

一曰字梦阮，其他雪芹、芹溪、芹圃皆为号；

二曰年未五旬而卒，雪芹似应为曹顒妻马氏所生之遗腹子；

三曰雪芹居处确在西郊。此外能诗、善画、好饮、放达，尤可与以前发现之材料印证。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作伪者”要重新“解释”曹雪芹，给雪芹安装上一个“梦阮”的字，通过暗示的方法把雪芹的出生从曹頫那里转配给曹顒（实质是把“过继孙”身份转为“嫡孙”）。

刘世德的质问回答了，一定还会有人再进一步问：他们做这一切（忙活着定“梦阮”改“嫡孙”）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需要从当时的敏感时间来看，才能更好地理解究竟为什么要设这场局。

 

春柳堂作假案败露的严重后果（续二）

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认为：一九五四年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宣告了胡适派新红学的终结，标志着《红楼梦》研究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刘梦溪在这里重复了一个几乎就是定论的流行观点：即无产阶级红学发轫于一九五四年十月。

一九五四年十月？那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4年9月，山东《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之后，江青找周扬、邓拓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周扬等人以“小人物”上不了党报为由拒绝。

10月初，《文艺报》率先转载（加了“编者按”）。

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是加“编者按”后才发表。

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事情闹大了。

关于这段诡异的历史，著名学者苗怀明有《青史凭谁定是非———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见《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分析原因时有四个字最到位：并非偶然。

苗怀明指出：依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红楼梦》注定要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 这种主流地位的取得与当年胡适开创新红学时颇为相似,那就是先要推倒先前的红学研究, 破而后立, 因此与新红学的交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由于胡适的缺席, 俞平伯无可避免地成为批评的靶子。而且论争的发起者也只能是这两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是接受共产党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科班出身, 没有历史包袱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因而也就没有顾忌。

苗怀明的“没有顾忌”这四个字，简直是绝了。同时也把那个时代“写活了”。为了某种“正确”的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必然而合理的。

10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会，传达毛泽东的信的指示精神。

10月22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口头指示。

注意：大幕拉开以后，胡适终于被“口头”指示送上了被告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24 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走什么样的路? ———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

孙玉明认为, 这两篇文章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

还没完，这才刚刚开始！

10月24日, 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

10 月27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朱、邓阅, 退陆定一照办”。

10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 毛泽东曾审阅此文并写下批语: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 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 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孙玉明认为, 这篇文章发表后, 批判的矛头急剧转向, 运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之后纷纷对《文艺报》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提出批评。

11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在11月14 日《南方日报》转载的这篇文章上批阅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潜在的, 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应以此句(即“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引者注) 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冯雪峰完蛋了！

可是俞平伯没事了。

从批判俞平伯到转变为批判胡适以后,批判俞平伯运动基本结束。

11月8日, 郭沫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讨论的范围要广泛, 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 而应当把文学艺术界的一切部门包括进去; 在文化艺术界的广大领域中,特别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 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

12月2日, 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 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 以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全面批判, 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当日,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 决定从九个方面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并正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12月3日, 毛泽东批示: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 照此办理。”

12月8 日,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 周扬、郭沫若、茅盾在会议上讲了话。9 日、1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讲话。

孙玉明认为, 自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 相继组织召开了21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 真正起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作用。而在后方控制着这个“指挥部”的, 则是党和国家的第一领导人毛泽东。

胡适年少即爆得大名，到了晚年，居然是由一个国家的党政力量来组织“围剿”，正是：一个胡适抵得了百万雄兵。

“前敌总指挥部”在组织具体战役的时候，发现问题了：无论怎样从思想上批倒、批臭胡适，可在学术上，竟然动不得胡适一根汗毛。因为，所有这些批判胡适的指战员们，他们关于《红楼梦》的知识，也还都是来自于胡适的教导。大的不用说，即如《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名霑，字芹圃，号雪芹等等，以及生于何年，卒于何年，身世如何，思想如何，诸如此类的知识，都无一例外地掌握在胡适、俞平伯、周汝昌这一派人的手里。无产阶级除了会把《红楼梦》的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重新解释以外，对基础知识的运用，居然还是要服从于被“围剿”的胡适。

这样的局面，要多糗有多糗。以至于连陈寅恪师都看不过去，认为所谓教授者，不过是一“吠声”，众“吠影”。

这个局面，必须改变。

要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手中，夺回曹雪芹。

于是，潜伏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引荐了张宜泉。

不管张宜泉愿不愿意，这回都得出来给曹雪芹正名（准确地说是正“字”）了，好在张宜泉早就不能说话，而“张子介卿”的儿子，也跑到大洋彼岸，不敢回家。而当年他留给济澂的那本《春柳堂诗稿》，早被济澂后人卖给了恩华。恩华的数以千计的藏书虽然也有一部分被洋鬼子弄跑了，可这本《春柳堂诗稿》还在，足够忽悠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出在张家，而是出在曹家。给曹雪芹搞一个什么“字”按上，才既能达到目的，又不露痕迹呢。

有人说，就把“芹溪”当做“字”吧，姓曹，名霑，字芹溪，号雪芹。又有人说，“芹溪”不好，一是与名“霑”不合；二是周汝昌说“芹溪”可能是“芹悉”之误；最关键的是宝贝甲戌本还在胡适手里，“芹溪”还不是来自他那里，又是他说了算。如此，则“芹溪”很快被否定了。

这时，自序已经做好，来取样刻版的琉璃厂书商，知道了官人还在为曹雪芹无“字”而发愁呢，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建言道，我说一字，诸位必定喜欢，不如就用“梦阮”二字最妙。而且此“梦阮”早就有一定的基础，拿去给王利器这个书生，他一定再不怀疑的。何况现在，正好有人要出售一批旗人集子，把这个重装好的《春柳堂诗稿》混进其中，那才叫赶早不如赶巧。

“梦阮”？岂不是“梦见阮籍”，或“梦想成为阮籍”、“做梦也想像阮籍那样”？好、好，这个好（连声叫好之下，也不顾和“霑”有没有关系了）。

大计已定，随后的事情，大家也就都知晓了。由石晓晖（又是晓晖，一有这事，总有晓晖）找王利器，王利器说服（按张义春在《“治”红学的那些人》之七：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一文中的最新说法，即“他说服郑振铎以公款收购了《八旗艺文编目》全部书目，为初兴的《红楼梦》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而此前王利器自己的说法，是：他为之惊诧不已，并向我说：“这批书，你要让步，由公家来买。”句中他指郑振铎，我指王利器。二说不一，其中蹊跷，尚无暇考也。）郑振铎以公家名义买下。

再后来，就是张宜泉一夫闯关，为无产阶级一举夺下曹雪芹，从此曹雪芹远离胡适，改隶“红学帮”，定为“姓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

以刘世德看来，这虽还是“有待查考”，却成了“红学ABC”，不许怀疑。无奈，生抢硬夺的办法，难以服人，即如另一个书生，胡适好徒弟周汝昌，就是一辈子也不服气把“梦阮”塞给曹雪芹当做“字”，讲了许多道理。尽管他不敢挑战“红学ABC”，但是，他把《春柳堂诗稿》上的“梦阮”，解释为曹作画题诗时随意落款，张不知内情信以为“字”，原来不过就是一出“以讹传讹”的活闹剧而已。

周汝昌被“梦阮”和“年未五旬”压了半辈子，苦不堪言。王利器该幸福了吧，也不。后来，王利器听说了自己经手的《春柳堂诗稿》有问题，自己琢磨过味来了。怎奈，王利器面对被自己坑苦了的周汝昌，实在张不开嘴，只能选择“沉默”。即便是欧阳健90年代初发动重新查考张宜泉的“一生经历”，王利器还是一言不发。且在自己的自传、亲女的追念之文中，一字不提“春柳堂”，一切尽在不言中！

仅从这一点上看，书生王利器，比大师俞平伯差之远矣！俞的临终之语，实为其言也善。

然从另一方面看，书生王利器，比护假天王们可爱多矣！王的沉默是金，坚守良心底线。

 

春柳堂作假案败露的严重后果（续三）

三、梦阮啊，梦阮，你可真坑人啊！

上回书说道，王利器面对着自己一生中被人算计了的这次奇耻大辱，和1957年因名额不够，邀他“友情客串”一回“右派”时一样，选择了不反抗的态度：“沉默”。王一生治《水浒》，成就斐然，对得起《耐雪堂集》中的那个“耐”字。一时失手，被“梦阮”眯了眼，“雪”字面前愧称英雄。但是，反过来说，这种事也丝毫怨不得王利器，任是谁在彼时彼地，被“梦阮”砸中脑袋，绝难逃脱，时势比人强，社会大环境使然。

本来，若不是机缘巧合，这个倒霉的差事，无论如何也落不到王利器头上。按那年月的红学英雄榜排座次，头一个当是俞平伯，二一个必定周汝昌，第三个应该是刚刚在《新观察》发表了有关曹雪芹考证文章的吴恩裕。正常情况下，如果某人有曹雪芹的蛛丝马迹欲假人之手登堂入室，必定是先俞、周，后恩裕，依次再往后排。若干年后的“靖”案，便是走的这一条正道。

“梦阮”这回却是个特例，因为要“胡”口夺食，俞平伯、周汝昌二位“胡”派便不具备条件了。那么，为什么吴恩裕这个最合适的人选，也被抛弃了呢？

原因恰是一个意外：有人刚巧要卖一批书给王利器。即“准备把家藏杨雪桥先生编纂《雪桥诗话》备用的，也即《八旗艺文编目》所著录的那一批书出让，希望我（王利器）留下。”

这里的一笔糊涂账，五十几年没算清楚，留给诸位看官“消愁破闷”：

现存的《春柳堂诗稿》，明明是恩华的珍藏，又是如何跟杨雪桥先生扯上了关系？

杨雪桥读过《春柳堂诗稿》（王利器所见本）吗？

有人说，是恩华借给了（或卖给了）杨雪桥，那么，是哪一（几）年的事？是杨雪桥创作《雪桥诗话》之前，还是之后？

以上的“恩、杨转书”纯粹是“休闲”话题，尽可以慢慢消遣。核心问题来啦：恩华、杨雪桥至少一个（或两个）是“笨蛋”，读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春柳堂诗稿》在他们手中多年，二人却就是看不见《题芹溪居士》诗题下的“十八个大字”（不是论字号大小，是指意义重大）。手里攥着“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的刻本证据，却在自己的《八旗艺文编目》中“只字不提”。

这让很多人都忍不住猜测：或者书在恩华手中之时，尚无此“十八字”。

当然，主流辩护者会义正词严地告诉我们：恩华不是红学家，他当然发现不了这“十八字”。

可是，王利器初见《春柳堂诗稿》的那个时侯，也不是红学家，他居然一眼就发现了“梦阮”。

主流辩护者再一次义正词严地告诫我们：恩华什么时代，王利器什么时代？恩华时代“曹雪芹”不热，王利器时代“曹雪芹”热的发烫。就该王利器第一个发现“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

且慢，真的是王利器第一个发现了“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吗？

或者说，在王利器之前，有没有人早就知道“梦阮”是曹雪芹呢？（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且说围绕着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一干人摆下八卦阵，红学家愣是半个世纪绕不出来。恩华、杨钟羲、吴恩裕、王利器，再加一个女将石晓辉，五个人搅和出“三大难题”，至今无人能破。

可是，王利器做梦也没有想到，上天安排他首先发现了《春柳堂诗稿》，结果第一个知道“梦阮”即“雪芹”的却不是他。

1955年7月3日，王利器的文章《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发表，首先公开宣布，曹雪芹的字是“梦阮”。不久，吴恩裕记下的一段“异事”也曝光了：民国卅五年端午节前，琉璃厂书商持画一幅求售。画为一条屏，中绘巨石，左侧有由上首至下端之题诗，最下为署名。名曰“梦阮”，并有图章一方，亦曰“梦阮”。书贾称系作《红楼梦》之曹雪芹所绘。张以既无“曹”字，亦无“雪芹”字样，故未置信。迨至近年由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得知雪芹字梦阮后，张始悟该画即出雪芹之手，大悔不置。今时逾十载，重获无望。（P111）

吴恩裕书中的“张”，是指张政烺先生。民国卅五年，应该是“1946年”。也就是说，早在九年以前，就有一位“琉璃厂书商”，知道“梦阮”就是“雪芹”。而且，这“琉璃厂书商”还把这个九年以后的红学大发现，悄悄地告诉了张政烺（只不过张“未置信”而已）。

一定有许多红迷都非常想知道：为什么改变了红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关节的曹雪芹之“字”，“梦阮”最早的起源，竟然是来自一个“琉璃厂书商”？

今天是你的忌日，雪芹、芹圃、梦阮、芹溪们，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冒出来的新字号。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和怎样研究涉曹史料，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春柳堂诗稿》。

《春柳堂诗稿》发现之初，50年代引起了第一次“争论”（如果那个也可以叫作争论的话），90年代初引起了第二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争论），现在，它又引起了第三次争论，如果这一次还搞不清楚，它必将还要引起第四次、第五次争论，装聋作哑地搞糊里糊涂的虚伪红学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

被质疑不是张宜泉和《春柳堂诗稿》的错，被“利用”才是张宜泉和《春柳堂诗稿》的悲哀。通过质疑以及在此过程中陆续发现的问题，二审“春柳堂”，从“治学考证根脚”为出发点来查找相关的证据和事实真相。

研究《春柳堂诗稿》，有两重意义。其一，是狭义的，即，就《春柳堂诗稿》本身来说事；或者说，是以搞清楚《春柳堂诗稿》身前身后事为目的的具体研究。这项工作具有和针对其他的古籍进行研究那样相同或相似的学术意义。其二，是广义的，主要是指通过对《春柳堂诗稿》的研究，解决一个涉曹史料真实性、可靠性、有效性的问题。这个研究因为主要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实践性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的意义，而仅有红学上的意义，或者叫做红学史上的意义。

在论坛上陆续发表这些相关的研究资料，有三个目的：第一，追求客观存在过的宜泉《春柳堂诗稿》真实情况的原始动力；第二，提供相对准确的线索惠及学界；第三，满足大学生（主要是研究生）学习知识和提高研究能力、少走弯路的需求。

最后，愿逝于“除夕”的雪芹先生安息！祝关心雪芹以及雪芹身前身后事的朋友们身体健康、新春快乐！

 

（《艺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