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胡家店 跳出曹家庄 品红楼文化 创红学新局

——在杭州土默热红学座谈会上的即席讲话

今天这个研讨会上我不准备多讲，只占用大家十分钟时间，因为下午还有一个讲座，上午的时间不多，给朋友们多留一点发言时间，我也特别想多听听大家的见解。

去年筹建杭州西溪土默热红学陈列馆的同时，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会也正式成立了。在黄亚洲主席、王正康先生以及研究会诸位朋友的努力下，浙江的红学研究很有成绩，红学事业很有进展，可喜可贺。

今天这个场合，我只想就土默热红学（三生石畔红学新说）研究的整体思路，给朋友们简要介绍一点情况，并就当前红学研究应注意把握的问题，给有志于参与土红学研究的同仁提一点建议。

土默热红学与正统红学之分野，关键并不在于作者之争，而是文化之争。正统红学是首先“大胆假设”了一个作者曹雪芹，然后以此为原点进行繁琐的“小心求证”，给《红楼梦》贴上了“（乾隆）盛世文化”、“北京文化”、“旗人（满族）文化”的标签。

而土默热红学则是从《红楼梦》解读出发，首先得出《红楼梦》展示的是“（明清）末世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的结论；其次是把这三个文化归结到一个文化承载地，也就是三生石畔的杭州文化；再次是把杭州文化的凝聚点，光圈对准西溪文化，对准洪昇和他的姐妹们这个文人群体。

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土默热红学与正统红学的研究思路和治学思路和方法是截然相反的：正统红学是从曹雪芹（作者）出发，采用“怀疑邻居偷斧子”的方式，从外部把乾隆朝旗人文化强加给了《红楼梦》，从而扭曲成为“曹学”；而土默热则是从《红楼梦》（作品）出发，采用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方法，从作品内部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素材，反推出作者及其创作的文化源泉的。

严格说来，正统红学使用的是索隐和考证方法，而土默热红学使用的则是文化解析方法。索隐和考证是“治史”方法，文化解析是“治文”方法；《红楼梦》是小说，红学属于文学研究范畴，使用哪种方法研究更科学，不言自明，无需多辨。

上次我在杭州搞讲座之后，有些报刊发文说：土默热红学缺少“文献依据”。有些红学大家也对我说：你找不出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直接证据”，研究多少也白费。事实果真如此吗？

用“治史”方法在《红楼梦》书外考证索隐出的乾隆朝北京那个曹雪芹，恰恰是最不可信的“直接证据”。 因为曹雪芹三个字就在书中明晃晃写着，根本就不存在红学家们所说的“故弄狡狯”，这就好像把当今社会流行的匿名信中出现的人名当做匿名信撰写者一样荒诞，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问题而是最起码的形式逻辑问题。只有通过文学解析的方法，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去研究《红楼梦》，才是搞清红楼文化底蕴的最可靠方法。

我要给朋友们提一点建议就是，不要重蹈正统红学“大胆假设”、“繁琐考证”的覆辙，这样最容易犯南辕北辙、刻舟求剑的错误；而应当摒弃传统红学有色眼镜潜心读懂《红楼梦》，集中精力去研究《红楼梦》的文化底蕴，研究孕育《红楼梦》的土壤、阳光和雨露，研究红楼文化的种子是怎样在江南这片文化沃土上播种、萌芽并长成一朵鲜花的。这样做不仅关系到红学治学方法的正确与否，更关系到是否有利于红楼文化与杭州文化、浙江文化、江南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比翼齐飞，互相促进，共同繁荣。

《红楼梦》是西溪文化、杭州文化的产物，不能狭义理解，广而言之，《红楼梦》也是整个江南文化的产物。洪昇晚年，在平湖（高士奇北墅）、乌镇（吴汝范，落水）、松江（陈子龙故园。云间提帅张云翼邀演《长生殿》）、苏州（桃花坞祭唐寅。阊门忠宣公祠堂）、南京（李天馥、曹寅邀请）等地，都曾留下文化生活的足迹，都与《红楼梦》创作有某些关系。对这些地点及人物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我考证研究了一些，但很不够，希望江南同仁有兴趣参与研究，共襄红学盛举。

杭州和江南的朋友们比我这个塞外老汉，更应有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杭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富矿，《红楼梦》是这个富矿中的优质矿苗。你们生活在这片文化沃土，主观上和客观上的条件都更优越，可不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历史上，《红楼梦》孕育于江南文化的中心杭州；红学也发祥于杭州并始盛于浙西；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红学拨乱反正、回归文化并重新昌盛的重任，更历史地落在杭州、浙江乃至整个江南文化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