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解梦要接杭州文化地气

——土默热先生在与浙江平湖红友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2014年5月13日） 

各位平湖热爱文学热爱《红楼梦》的朋友们，大家好。借此机会，我们交换一下看法。王正康先生约我过来一次，前后约了几回，我也盼望有机会能到平湖来看看，因为平素比较忙，迟迟没有成行，这次再不过来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抽了半天时间到平湖来。平湖红学会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县一级的红学会，办得很好，在全国的知名度很高。近些年来呢，又积极参与了杭州的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明天杭州就要举行的一个颁奖会，就是你们平湖的顾跃忠老师，这次被评为了金奖，说明很有成绩。所以我特别乐意和平湖的红学朋友们，当面交换一下看法。

王正康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让我全面介绍一下土默热红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这个题目太大，事实是不太行，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出版的那些书平湖这边都有，朋友们可以自己看一下。概要的就是想和朋友们交换三点看法：第一，讲一讲《红楼梦》与平湖的关系；第二，讲一讲《红楼梦》与江南文化的关系；第三，讲一讲红楼文化跟杭州文化的关系以及接地气的问题。就讲这么三个关系吧，好不好？至于土默热红学十论，那我就不系统介绍了。用一句话说呢，它是一个三点一线的体系。一条主线，就是晚明文化气脉，《红楼梦》本身，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三个要点呢？就是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这就是说它的作者是洪昇；他写《红楼梦》十二钗的故事，素材来自于蕉园诗社十二女诗人；他写的大观园的地址或背景，就在杭州的西溪，西溪也是洪昇跟蕉园十二钗的故园。应该说，这三点一线，是一个严谨的体系，是互相支撑、自圆其说的。这个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因为书中都有，大家抽空可以仔细看。

第一个方面，讲一讲《红楼梦》创作和平湖文化的关系。在平湖言平湖，平湖跟《红楼梦》有很深的关系，过去咱们平湖的朋友们都知道，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红楼梦》第一次出海，就在平湖乍浦，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们比我知道的更清楚。海红亭现在还在你们乍浦那里，是不是啊、大家都去看过。清乾隆五十八年，王开泰船从这里向日本长崎带去了九部十八套《红楼梦》，这是中国《红楼梦》第一次漂洋过海出口到国外。但是这件事情，研究到这儿，好像事情没有完，往下还有好多事情，需要进一步问一问为什么？其一，《红楼梦》从乍浦出海的时间是乾隆五十八年，《红楼梦》最早的印本程甲本，开始付印的时间是乾隆五十六年。在乍浦出海的这个九部十八套《红楼梦》，肯定是印本，不是抄本。九部十八套抄本同时出口是不可能的，必然是印本。但它是哪个印本？在那个时代，限于技术条件，程甲本当初的印数很少。程甲本在北京印出来不到两年，就能批量跑到遥远的浙江来？跑到很偏僻的乍浦来？并在这里大量地出口国外？在那个时代可能吗？就这个问题我路上问了一下王正康老师，正康老师说，也可能是东观阁本吧。那似乎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东观阁本比程甲本、程乙本出版还要稍晚一点，《红楼梦》乍浦出海的时候，东观阁本还没印呢。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程甲本在北京印刷之前，在江南，在你们浙江这里，就有《红楼梦》这个小说流传，并且有《红楼梦》的印本。这个印本并不是来自北京的。说它是吴门就是苏州刻印的吧，似乎有可能；说它是杭州刻印的吧，也不能说没有可能。

对此我们不妨再问一个为什么：往日本一次性地运九部十八套《红楼梦》，说明日本社会那个时候已经对这个小说感兴趣了，有购买阅读甚至研究的需求了。没有需求的话，你运到日本去，卖给谁去啊？也卖不上价钱啊？王开泰船是商船，是做生意的，他带了九部十八套是为了卖，不是替谁捎书啊。那么说明那个时候，《红楼梦》在日本已经有人知道，最起码是有影响，有社会需求了，没有需求你往日本运这个书干什么？是不是啊？进一步想，日本人最早接触《红楼梦》究竟在什么时候？最起码应该在程甲本、东观阁本刻印之前吧？在王开泰船运去的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之前吧？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些事情我们现在还只能推测，暂时还没有证据证实，需要进一步挖掘研究，解疑释惑。

回过头来说，有两个老的红学家，一位就是你们平湖的徐恭时先生，曾经有个著名的论断，叫“红学始盛于浙西”。最早的红学是在浙西发展起来的，最早的红学家都是从浙江起步，周春啊，舒元炜啊，黄金台啊，戚蓼生啊，等等。周汝昌老先生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做“红学发祥于杭州”，实际上他和徐恭时先生说的是一件事，就是红学首先是从杭州、从浙西发展起来的。那么《红楼梦》最早是从哪里出现的呢？现在人们都根据胡适考证的那个曹雪芹来判断，因为曹雪芹生活在北京，然后说《红楼梦》最早就出现在北京，红学也发源在北京，这属于本末倒置，或者是因果倒置的推论，不能成立。既然红学最先产生于浙西，产生在杭州；那么《红楼梦》有没有可能，最先出现于浙西，产生于杭州？我们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项证据能证明；但是回过头来说，我们谁又向这个方向去搜求过证据呢？都把眼睛紧紧盯着北京，盯着曹雪芹去搜求了，咱们红学界过去一直是按头制帽，或者说是削足适履啊。杭州那个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里面，就记载着“雁隅本”，有一个八十回的《石头记》，有一个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那是在程本印刷之前的时候，谁能保证雁隅本出于北京？却可以证明它出自浙江人之手。就说方才咱们谈到的王开泰船的帐目所载运出的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你也不能证明它出自北京，但起码可以证明是在浙江装船的。所以这方面，将来平湖的红学界，大有可为，可以很好的研究，搜求素材，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讲平湖与红楼梦的关系，就不能不讲讲平湖和高士奇以及和《红楼梦》的关系。高士奇是平湖的一个历史文化名人，他的原藉不是平湖，高士奇是余姚人，原藉在浙江余姚匡堰镇高家村，就在姚江岸边，所以他的号叫江村，那是从姚江取的。高士奇后来入籍钱塘，进入北京国子监，后来当上了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侍读，成为康熙的亲臣、近臣、宠臣。高士奇晚年致仕后，他没有回余姚的老家，也没有回杭州居住，却去了平湖这里，在这里安了家。他在这里建了一个“北墅”，建得很大，很漂亮，花了很多钱。对于高士奇这个人，历史评价，见仁见智，各种说法都有，那天我看到咱们平湖一位先生给我发的文章，注意到他对高士奇的评价。高士奇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称作帝师啊，他和康熙皇帝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但我说的主要不是这些。我说的主要是什么呢，我考证，《红楼梦》大观园的创作和高士奇在杭州西溪接驾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红楼梦》大观园就是以高士奇在杭州所建的西溪山庄为基本素材创作的。过去，大家都听到过，《红楼梦》书中，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书中表面上写的是元妃省亲，但实际上写的是康熙南巡。

过去我们都按曹雪芹去解释，按曹家解释这个故事的创作素材，说曹家在南京做江宁织造那个时候，曾经在自己家接驾四次，以东道主身份接待过康熙皇帝，但这是说不通的。为什么说不通呢？胡适作考证的时候，他在偷换概念，曹“家”从来没有接待过康熙南巡。康熙南巡过程中确实是居住过江宁织造府，不是四次，前后五次，他六次南巡到南京的时候，五次住在江宁织造府。但是，要知道，江宁织造府可不是江宁织造曹玺或曹寅的“家”呀，江宁织造府那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朝廷内务府的派出机构，那是皇帝自己的家呀。假如说毛主席来到浙江，住在西湖边上的那个刘庄，你能说刘庄那个宾馆的经理在自己“家”接待毛主席吗？那能行嘛？说曹寅在他“家”接待康熙皇帝啊，这是胡适在偷换概念。江宁织造府是从明朝时期就设置的皇家机构，明朝时由宫廷派出的太监掌管，清朝时换了“包衣”也就是奴才掌管。江南有三大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还有一个苏州织造，这都是皇家内务府的，织造官不过是在这里当差的皇家奴才，怎么敢说在自己家接待皇帝呢？

所以真正在“家”接待康熙南巡的，是高士奇。我查了康熙南巡六次的全过程，也做了很多考证，真正在自己“家”接待皇帝的，只有高士奇一个人，我还没考证出有第二个人。皇帝南巡也不轻易到谁家去啊，别说是封建社会的皇帝，就是咱们现代社会最高领导人到杭州来，也不会轻易到哪个官员家去吧？这个事情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康熙皇帝南巡到了杭州，高士奇为了迎接康熙南巡，特意在杭州的西溪购买了两个原有的山庄，一个山庄叫蕉园，一个山庄是西溪山庄，实际是洪园的一部分，然后再合建了一个新的西溪山庄。康熙皇帝巡幸这里，很高兴，写了一首诗，题了一个匾，一首诗叫：“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森。暖催梅信早，水落草痕深……”等等，还题写了一个匾，匾额叫“竹窗”。你们注意《红楼梦》中，潇湘馆又叫“有凤来仪”，对不对？《红楼梦》书中潇湘馆的主要景色特点是什么？“窗前也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对吗？这不正是“竹窗”么？

你们再注意一下，现在啊，你们复建的这个“竹窗”，外面题字叫高庄，也不错，因为他本来叫西溪山庄，又是高士奇的，把它叫高庄也行，老百姓都叫开了。实际上历史上这里不叫“高庄”，叫“高墅”，别墅的墅，也就是《红楼梦》书中说的“省亲别墅”。在康熙南巡以后，过了六十多年，乾隆南巡的时候，踏着他爷爷的足迹，他说我看过我爷爷巡幸过的那个高墅，然后在那里也写了一首诗，诗中说“高墅早颓废，张园复荒冷”。到乾隆去看的时候，高墅都已经颓废了。张园是啥？张园就是高墅，因为高士奇在这里接待康熙皇帝以后，回到平湖这边住，那边的山庄他也不能住了，他把西溪山庄给谁了？给他的女婿了。他的女婿叫张照，也是一位著名的文人，著名书法家。所以张照把高庄后来改名叫“张园”，乾隆南巡的时候都已经很荒凉了。“高墅”这个墅字，是别墅的墅，古人不常用的，多称“别业”。你们注意到《红楼梦》中，开始元妃进入大观园，一看宝玉题写的“天仙宝境”，元妃说赶快换下来，叫什么呢？叫“省亲别墅”对吧。高士奇修的那个庄园，确实是一个别墅，专供接待皇帝用，高士奇并不在那里住。他在平湖这儿的北墅住，杭州西溪山庄那是他的一个别墅。

关于元妃省亲与高士奇这个关系，我还有一个新考证。但是呢，我现在感觉到还有点不落体，证据还不够充分，有些坐不实。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元妃省亲”这回事，或者是说“康熙南巡”到杭州究竟有没有带来一个妃子回家省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元妃省亲故事素材考实》，你们要愿意看的话，在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就能找到，没问题。康熙南巡的时候，有确证在江南带出去不少江南女子作庶妃。康熙有一个汉人妃子襄嫔高氏，宫廷中有《玉牒》记载的。根据清宫《玉牒》记载：康熙确有个襄嫔高氏。但是康熙那个时代，清廷对满洲皇帝娶汉人女子，特别娶南方的姑娘做妃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偷偷娶了也是要绝对保密的。但是宫中《玉牒》记载有个“襄嫔高氏”，《玉牒》中还记载一句话：“父高廷秀”。她的父亲叫高廷秀，其他情况就全部付之阙如了。这个高妃，确实是康熙的一个庶妃，给康熙生过三个孩子，死了一个，活两个，一男一女。她这个儿子在乾隆朝的时候，还曾经做过贝勒。那么这个襄嫔高氏和高士奇到底有没有关系？高士奇为什么要跑到杭州，修这个别墅接驾？和《红楼梦》书中说的，接咱们家大小姐回家，有没有关系？你要知道康熙南巡即使带着他的妃子，这个襄嫔高氏要回来省亲的话，必须在那个有“关防驻跸”之处，《红楼梦》书中就是这么说的嘛，必须在“关防驻跸”之处建省亲的园子。没有关防驻跸的地方，不是一个皇帝随便可以去的。因此康熙皇帝不太可能到高士奇的老家余姚去，也不太可能到他居住的平湖来。浙江最重要的关防驻跸地方呢，当然是省城杭州啦，那么高士奇如果想接驾，襄嫔想省亲，只能在杭州建园子接待。

高士奇在杭州西溪建高墅接驾是事实，那么这个襄嫔和高士奇能不能连上呢？我试图连了一下，考证得还差不多。根据《余姚六仓志》记载，我找到了高廷秀，书中说，这个高廷秀是余姚匡堰镇高家村人。精书法，擅钟、王小楷，曾选任皇家铸印局大使，不就。就这和高士奇老家碰上关系了，他们都是余姚匡堰镇高家村人，都姓高，都住在高家村，旧时江南多聚族而居，不会是巧合吧？那么回过头再查查高士奇的作品，最后我在高士奇的诗集《西苑集》中，也找到了这个人，就是襄嫔的父亲高廷秀。他是高士奇的侄儿，是高士奇的长兄——葵兄的儿子。把这四点连起来的话，这个襄嫔是高家的人，是高士奇的本家孙女，基本可以认定。但是这个事，在有清一代，地方官不敢说，高家自己也不敢说，皇家更不能说，所以《红楼梦》只能隐写。

有人说，你说这些还不足以使人们信服，你还能用什么证明高士奇在杭州接驾，就是《红楼梦》创作大观园的这个故事素材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叫做“铁证”吧。《红楼梦》书中写元妃省亲，是在什么时候？书中说“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对吧？是在元宵节的夜间。元春一进大观园，园子里面挂满了灯笼，然后元春就乘着船，在溪水中观赏元宵节花灯，书中是这么写的吧？你们认真读一读，查一查。我还找到了清初大文人毛奇龄在康熙年间写的《西湖蹋灯词》序言，他说“迩者圣驾南巡，宫车先后从三天竺还苏白二堤，皆笼灯树间，晃朗如昼。”明确记载了康熙是在元宵节这天南巡到了杭州，这年杭州的花灯格外漂亮。回过头来再查，康熙六次南巡，我们全都查了一遍，康熙在江南过元宵节，六次南巡就这么一次，第二次都没有，这一次恰恰是在杭州过的。正月十五在杭州过的元宵节。杭州这个灯节，那个时候比较长，康熙正月十五在杭州巡游，然后二月初十去了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去的很神秘，到高士奇西溪山庄的时候，他把随军的军校都留在庄外木桥头，不让进去。他自己和高士奇坐着一个小船进入那个高庄。这个高士奇的记载里都有。二月二十，康熙皇帝又赶到了绍兴去祭奠大禹陵。三月初十才跑到南京去。所以南京元宵节肯定是接不到康熙皇帝，无论是曹寅也好，曹雪芹也好，他们家肯定元宵节没接待过皇帝。康熙皇帝在南方过元宵节就这么一次，第二次都没有，这就是排他性的证据，是铁证。也只有在西溪这个园子里面，你才能坐着船看灯。别的地方你要观灯的话，你在京师观灯也好，在其它哪个地方观灯也好，都是在陆地走着看灯，有几个是在溪流中坐船看灯的？你们到杭州西湖、西溪这个地方观灯非得坐船不可。我这么解释你们平湖跟《红楼梦》创作的关系就这么两点吧，行不行？大家感觉到是不是还有点味道？《红楼梦》和平湖确实有关系啊。

我下面再简要地跟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方面，是《红楼梦》和江南文化的关系。过去，我们红学界往往都根据曹雪芹，来反推《红楼梦》写的是什么文化。说曹雪芹在北京西山写的《红楼梦》，曹雪芹生活在乾隆年代，就说《红楼梦》是乾隆文化；曹雪芹生活在北京，就说《红楼梦》是北京文化；曹雪芹是旗人出身，就说《红楼梦》是满族文化。用曹雪芹来反证《红楼梦》是什么文化——哪是因，哪是果呀？这是因果倒置的反推，根本就不能成立啊！《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文化，在《红楼梦》书中写着呢，它不因曹雪芹，或者张雪芹，李雪芹而变吧？《红楼梦》就是那么写的。我怀疑传统红学的观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我怎么读《红楼梦》，它也不是乾隆文化，不是北京文化，更不是旗人文化，我认为《红楼梦》书中表现的是：第一，它是清初文化；第二，它是江南文化；第三，它是世族文化；第四，它是才女文化；第五，它是昆曲文化。这五个文化说到底都具有晚明文化气脉的特点。如果说这五个文化的核心，我认为是江南世族文化。

《红楼梦》书中写的这个巨家大族，这四大家族，过去红学家们都用江南三大织造来解释，用曹雪芹来解释，这实际上根本说不通，是不知文化为何物的荒唐解释。第一，三大织造它不是四大家族，数字就不对嘛；第二，书中说四大家族都是本省的四大家族，三大织造都是从京师内务府派来的，他们分别在杭州、苏州、南京，也不在一个省啊，怎么能成了书中说的“本省望族”？这三大织造都是从京城内务府派来的皇家的奴才、也就是包衣来担当，像曹家就是正白旗奴才，包衣身份也谈不上富贵流传已久的世家大族。书中写贾母还有七、八个七老八十的老妯娌，他们在江南织造任上呆个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能形成贾母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妯娌七、八个？能形成那么些个“八房”、“十二房”的大家族？所以这个解释说不通的。说到底《红楼梦》写的是江南世族，江南世族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魏晋南北朝那个“荆棘铜驼”时代开始吧，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嘛。从那时候开始，从六朝金粉，一直到南宋偏安，再到晚明文化，这个江南世族文化一直是一脉相承。这个我不详细给大家讲了，因为大家都看过我写的这些东西。这个方面咱们顾跃忠老师他研究的很好，在他写的《土默热红学佐证》系列文章中，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力度，你比如说他研究《红楼梦》饮食文化，就是江南的饮食文化，不是北京的，和旗人更无关系。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红楼梦》书中有十二个特殊人物，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贾府买了十二个小戏子，大家看看书中的描写都感觉很自然的，认为十二个小戏子本来就应该如此啊。但你们注意到没有？第一，这十二个小戏子都是唱昆曲的；第二，这十二个小戏子都是女的，是女伶。请大家研究研究中国戏剧史，康熙时代的伶人有乐籍，那个伶人和娼妓差不多，是有乐籍的。所以《红楼梦》中这十二个小戏子，第一她是女伶，第二，她是买来的，有乐籍的。她不是随便想干就干、想走就走，我不愿意跟你干了，我就走人，那不行的，主人不放，不为其脱乐籍不行。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顾跃忠老师也研究到这个了，他也看到这个问题了。从雍正年间开始，皇帝亲自下旨，对戏曲界实行乐籍和女伶双禁。就是说，从雍正年间开始，中国女人就不能上戏台，就不能卖身当戏子了。戏台上从此没有女性演员了，一直到清朝灭亡，这二百年间，中国没有女戏子！直到了民国初期，像梅兰芳，张砚秋这一代坤角名伶，那还要男扮女装，四大名旦还都是男的呢，中华民族这二百年没有女戏子。那么《红楼梦》，公然写十二个全台班角色齐全的女戏子，并且写从苏州买来的有乐籍的女戏子，这只能是康熙年间的事。乾隆年间的曹雪芹，他既不知道，他也写不来，他更不敢这么写，那是皇帝厉禁的。这方面你们顾老师研究的不少，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我跟朋友们讲一讲《红楼梦》研究要同浙江、杭州文化接地气问题。大家想一下，《红楼梦》大家都说写得好，写得很成熟，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鲁迅有一句话叫“《红楼梦》一出来，传统写法都打破了”。写得这么好的一个小说，胡适考证的这个曹雪芹，二十来岁一开笔就写《红楼梦》，就说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就把《红楼梦》写得这么成熟，你信嘛？我说在座的各位，你们的儿子、姑娘，现在就是初高中生这个年龄吧？说他们一开笔就能写出《红楼梦》来，你信吗？恐怕你也不信，再是天才也不行，缺乏生活体验嘛。再回头看，说《红楼梦》一出来，传统写法都打破了，打破了啥呀？《红楼梦》和传统写法有什么区别？我们红学界都在史学领域索隐考证猜笨谜，没有人研究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文学方面的课题。请大家记住我说的两句话，《红楼梦》是作者晚年的梦中追忆，绝不是一个黄口未消的年轻人涂鸦的处女作；第二句话，《红楼梦》是用戏剧的创作方法写小说。鲁迅说传统写法都打破了，打破了的关节点在哪？传统的中国古典小说，写的都是话本，而《红楼梦》却是用戏剧手法写的。看到这个区别了没有？你看那个《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它是话本，但《红楼梦》却是用戏剧手法写的，你们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与传统话本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适合大鼓书先生在书场“说”，却非常适合演员在舞台上“演”；书中红楼十二支曲就说了嘛：“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这个《红楼梦》是“演出”的！

中国古典小说，改编成电影与电视连续剧，最容易改编的就是《红楼梦》。《红楼梦》书中的故事完全符合戏剧创作三一律要求，故事场景，人物对话，人物表情等等，你改编成电视剧基本不用重新安排，你照着书中写的去拍就行了。为什么？因为《红楼梦》作者是一位戏剧大家，他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按照戏剧的表现手法来写小说。你比如说吧，书中一开始写黛玉进府，跟贾母还没说两句话，外边响起了一声：“我来迟啦，不曾接得远客”——丫鬟打起门帘子，王熙凤随着声音走了进来，一登台就成了全场最聚光瞩目的核心人物。你在戏剧中看到这样的出场方式没有，这叫啥？在戏剧术语中，这叫“叫板上”，是典型的戏剧手法。写小说古人谁这么写啊？有一次，宝玉和黛玉吵架了，然后王熙凤来拉架，扯着手把他们两个扯到贾母那去了，说黄鹰钩着鹞子的脚，说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一段描写，出现了大段的书中人物的内心独白。中国传统小说从来不写内心独白啊，《红楼梦》中有内心独白，大段的，三个人的内心独白都有。中国传统文学中什么地方有内心独白呀？那就是戏剧。舞台中的人物不仅要有内心独白，还要把内心独白说出来。你们看过《沙家浜》吧？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三人之间那段对话，就写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刁：这个女人不寻常；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胡：这小刁 一点面子也不讲！嫂：他们到底姓蒋还是姓汪？三个人各唱各的，互相之间还要装着听不见，而台下观众却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表现手法和宝玉、黛玉、凤姐三人对话如出一辙。所以《红楼梦》是按戏剧表现手法写的。

那么你为什么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第一，洪昇是位戏剧大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南洪北孔”嘛，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是《长生殿》。《红楼梦》的创作实际是《长生殿》的旧谱填新词，或者叫旧瓶装新酒，它和《长生殿》必然是同一个作者所创作。朋友们要是有时间，感兴趣的话，不妨读一读《长生殿》。《长生殿》是剧本，不是小说，《红楼梦》是小说，但是它们两个作品的故事框架、故事意境、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基本一致。特别是《红楼梦》书中的主要概念都来自于《长生殿》。比如说贾宝玉“衔玉而生”，中国文学史上就两个衔玉而生的人物：一个在《红楼梦》，一个在《长生殿》。《长生殿》里的杨贵妃，杨玉环，就是衔玉而生；《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你在中国古典文学任何一本书里，再也找不到“前盟”两个字，“前盟”两个字就在《长生殿》里面。李、杨七月七日长生殿盟誓，她俩活着的时候叫“盟誓”，杨贵妃埋玉了，书中就叫“前盟”，《长生殿》故事就是“双星证前盟”嘛。《红楼梦》太虚幻境中有个“风月司”，中国古典文学中，你再也找不出另一个“风月司”了，只有在《长生殿》里面有个天孙织女执掌的“风月司”。《红楼梦》的警幻仙姑来自于“离恨天、灌愁海”，那么你要找“离恨天、灌愁海”的出处，也只有到《长生殿》里去找，“天将离恨补，海把怨愁填”嘛。你说这是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的？那不是成了抄袭洪昇了嘛，那曹雪芹还是个合格作家吗？任何一位好作家也没有那么抄袭的。只有同一个人创作才会如此，信笔写来，习惯成自然嘛。所以我们用这种比较文学的办法也可以得出很确切的结论，《长生殿》和《红楼梦》是同一个作者创作的两部不同题材和不同体裁的作品，两部文学作品都是“专写钗合情缘”的扛鼎力作。

这些方面，我研究的也只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冰山一角，是晚明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才女文化、昆曲文化的某几个侧面，你们还大有文章可作，大有内容可研究，大有施展才华的余地。黄亚洲老师倡导的“《红楼梦》研究要在浙江、要在杭州接地气”，说到底，就是要把红楼文化和浙江杭州的文化、文学接起来，一方面达到正确解读《红楼梦》、提升红学水平的目的；另一方面达到提升浙江文化、杭州文化、江南文化层次的目的，相得益彰嘛。实际上我方才给大家讲的三个问题，就是要抛砖引玉，帮助大家接地气，希望你们将来能接的比我更出色，更丰富，更完满，好不好？就讲这些吧，谢谢大家！

（本文由平湖红学会根据视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