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与康熙南巡不能混为一谈

      ——胡适考据元妃省亲故事写曹家接驾不能成立

                                 土默热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江宁织造曹家曾经接驾四次，《红楼梦》“借省亲写南巡”，表现的就是曹雪芹祖上的“阔差事”——这是胡适红学（所谓新红学，即曹学）的立论之基，是胡适赋予曹雪芹《红楼梦》著作权的基础性证据。由于胡适红学属于曹贾互证、因果倒置、偷换概念、穿凿附会的沙上建塔，所以曹家庄、胡家店的这个基础并不牢固。突破了这个基础，附着在此基础上的所有曹学证据都将不能成立，胡适构建的所谓新红学即曹学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所考证的江宁织造曹家“接驾四次”之故事，是按照“以红证曹”、因果倒置的错误思路，认为证据出自《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的书中描写：贾琏、王熙凤夫妇与赵嬷嬷议论，元春被册封为皇贵妃后，将要回娘家省亲，贾府正在预备接驾这个“大世面”时的一段对话：

　　 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贾琏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胡适先生据此认为：《红楼梦》书中此处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曹家几代在江南做官，故《红搂梦》里的贾家虽在“长安”，而甄家始终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门里。《红楼梦》差不多全不提起历史上的事实，但此处却郑重的说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这也是敦敏送他的诗里说的“秦淮旧梦忆繁华”了。但我们却在这里得着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一家接驾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随便有的机会。大官如督抚，不能久任一处，便不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宁织造，恰巧当了四次接驾的差。这不是很可靠的证据吗？

胡适所说的这个证据“很可靠”吗？恐怕是洋博士胡适先生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我们把胡适的这段分析同《红楼梦》书中的描写，认真仔细地加以对照辨析，就会发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所得出的结论，是靠偷换概念加拼接证据的伪科学手段，人为制造出来的曹家“最阔的大典”，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质证。这里面，最起码有三处，胡适偷换了《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概念：

其一，胡适将“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与“借省亲写南巡”混为一谈，认为书中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这完全是胡适不顾书中表述凭空臆想出来的。既然《红楼梦》书中描写的贾府接待元妃省亲是借省亲写康熙南巡，那么甄家接驾四次则绝非是写康熙南巡，而是写“太祖皇帝仿舜巡”。“太祖”是一个王朝开国皇帝的专称，康熙虽有“圣祖”之称，但绝非开国皇帝，大清的“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也不可能“仿舜巡”，清世祖顺治皇帝又不曾南巡。因此，赵嬷嬷说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甄家接驾四次，根本就不可能是写曹家“最阔的大典”。

其二，胡适将贾琏、王熙凤都亲自参与的元妃省亲，与二人根本就无缘得见的“太祖皇帝仿舜巡”，在时间上强行捏合在一起，作为曹家“最阔的大典”，也是毫无道理的穿凿附会。《红楼梦》书中明明说“太祖皇帝仿舜巡”时，赵嬷嬷当时“刚记事儿”，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子吧；王熙凤也明明说自己根本就没见过这个“大世面”，“若早生二三十年”方可赶得上。也就是说，这是元妃省亲“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康熙南巡“二三十年”前的事情，绝无可能是江宁织造曹家接驾“最阔的大典”。

其三，胡适将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住在江宁织造衙门，偷换成“曹寅四次接驾”，使之成为江宁织造曹家“最阔的大典”，更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康熙南巡为了避免骚扰地方，在江南各省多驻跸在织造衙门的“行宫”里，这是因为江南三大织造都是朝廷内务府的派出机构，康熙皇帝是驻跸在自己的行宫“家”里，而不是曹家；就像今天某领导人住在钓鱼台国宾馆，能说是住在馆长的家吗？能说是宾馆经理在接驾吗？曹寅当时只是在织造衙门当差而已，织造衙门并非他的家，也不是他在主持接驾，更谈不上是什么曹家“最阔的大典”。

《红楼梦》书中所写的元妃省亲故事，确实是“借省亲写南巡”，不过所写的故事发生地点并不在南京织造衙门，而是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杭州西溪山庄，接驾者也不是下贱的包衣奴才曹寅，而是康熙皇帝的宠臣、重臣高士奇。笔者在《元妃省亲·康熙南巡·西湖蹋灯》、《元妃省亲故事素材考实》等文章中对此有详尽的考证：高士奇接驾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十八年元宵节，康熙皇帝为西溪山庄钦题“竹窗”二字，也就是书中“元妃省亲第一巡幸之处”潇湘馆的出处，西溪山庄的前身蕉园又是“西陵十二钗”两结女子诗社的地方。这些与《红楼梦》书中描述高度吻合的排他性证据群组，足证这里才是元妃省亲故事素材的真正出处。

根据《红楼梦》书中描述，在元妃省亲也就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凤姐、贾琏均已二十多岁，说明他们生于顺治年间或康熙初期，他们的生日再提前“二三十年”，方能赶上“太祖皇帝仿舜巡”，那么“甄家接驾四次”的盛典，只能是发生在明末清初的事情。《红楼梦》开篇描写石头临凡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句突兀的“当日地陷东南”，显然特指（乙酉年1645）清军下江南，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明显是指明清改朝换代时期。那么，在明清改朝换代时期，发生过“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么？有谁家曾经“接驾四次”、接待的又是哪位皇帝呢？这本是一个不难考证清楚的事情，都是胡适的“大胆假设（过于大胆，主观附会），小心求证（过于粗心，偷换概念）”，将这一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重大事件搞错了、搞拧了，搞乱了。

显然，这位当年“仿舜巡”的太祖皇帝，不会是清朝的任何一位皇帝。如前所述，清“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清廷尚未入关，也没有什么“仿舜巡”的行为。清“世祖”顺治皇帝甲申年定鼎北京，但其不得称为“太祖皇帝”，在其生前也从来没有过南巡的举动。清“圣祖”康熙皇帝确曾六次南巡，但《红楼梦》中写的元妃省亲才是“借省亲写南巡”；元妃省亲前“二三十年”发生的“太祖皇帝仿舜巡”故事，显然也不是康熙南巡的故事。那么，这个“太祖皇帝”只能是暗指南明小朝廷的创始人弘光皇帝即福王朱由崧，这个甄家“接驾四次”接待的也只能是南明政权“三帝一监国”四位皇帝！

甲申事变（1644）清廷定鼎北京后，江南大地尚在明廷各军事势力控制下，先后有明朝宗室南逃，建立过四个南明小朝廷。首先是在南京建立的福王政权，这位福王朱由崧可谓南明政权的开国皇帝，称之为“太祖皇帝”可谓贴切。乙酉年（1645）清军下江南，福王政权覆灭后，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鲁王朱以海，先后在福建、云南、浙江等地建立了小朝廷，其中唐王、桂王曾称帝，鲁王虽未称帝但也自命“监国”。这南明“三帝一监国”恰恰都是“仿舜巡”的皇帝，须知旧时文人把皇帝离开京城逃跑的行为，一般都遮羞称为什么“南巡”、“西狝”、“东征”、“北狩”， 如舜帝“南巡”，唐玄宗的“西巡”，咸丰帝“北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西狝”等，将南明“三帝一监国”逃至江南另立朝廷之行为，《红楼梦》作者借赵嬷嬷之口，总称为“仿舜巡”即离京巡视三山五岳的四位皇帝，甚恰。

这四位“仿舜巡”的南明小朝廷皇帝，“巡幸”到了江南后，有谁家居然有能力“接驾四次”，也就是全部参与过这四个小朝廷的建立事宜呢？这个被《红楼梦》作者称为“江南甄家”的家族，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江南家族，只能是号称“国姓爷”的延平郡王郑成功及其郑氏集团了。1644年（甲申，清顺治元年）5月15日，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权建立；1645年（乙酉，清顺治二年）6月29日，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建立；1645年（乙酉，清顺治二年）8月12日，鲁王朱以海的监国政权建立；1646年（丙戌，清顺治三年）11月18日，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建立，郑氏集团都参与了“接驾”拥立活动，并成为这四个小朝廷的军事支柱。这些年份，正是清康熙南巡前的“二三十年”，与《红楼梦》书中叙述的时间基本吻合。

据南明史料记载：乙酉春，弘光帝以拥立有功，诏封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为南安伯。比启读券，乃误书“南安”为“安南”；使者谓芝龙曰：“安南则兼两广，若南安仅一邑耳。请留券而易诏，更晋伯为侯”。郑芝龙大喜，厚赠而别；及半途而南京变。隆武政权成立后，郑芝龙将儿子郑森引荐给隆武帝，帝叹息道：“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为了表示对郑森的宠爱，隆武帝将当朝最尊崇的朱姓赐给他并将原名森改为成功。从此，郑成功便成为“国姓爷”“朱成功”了。隆武政权覆亡后，清顺治六年（即永历三年），郑成功觐见永历帝，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册封其为“延平郡王”，并赍延平王册印至厦门。鲁王在浙东的监国政权军事失败后，郑成功将其迎至舟山，后又安置在金门岛，在青灯古佛前抑郁而终，并将四女儿嫁给其子嗣鲁王朱弘桓豢养在台湾。

从晚明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归降，郑氏集团纵横海上几十载，几乎独霸了我国东南沿海的东西两洋贸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笔者在《〈红楼梦〉中贾府所用洋货从哪里获得》、《凤姐为何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两篇文章中，曾详细解析了《红楼梦》中“洋货”泛滥与郑氏集团海上走私贸易的关系，此不赘述。郑氏集团“接驾四次”时，也极尽奢靡之能事，以隆武皇帝为例：“隆武孤身南来，郑鸿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献，随居官衙。遂大兴工作，扩构宫殿，卮匜之属皆用黄金。开织造府，造龙袍；后下体衣，皆织龙凤。”这与《红楼梦》中赵嬷嬷所说：“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可谓高度吻合。

《红楼梦》书中将这个曾经“接驾四次”的“江南甄家”写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先是通过贾雨村之口，交代甄家的身份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随后在书中又多次表现有个与贾府往来密切的“南安王”及“王太妃”，探春很有可能最后嫁到南安府做了“王妃”。这些很有可能写的都是郑家。在江南吴语中，“甄”和“郑”本是谐音字，与国姓“朱”字音亦相近。郑家的祖籍在福建南安，晚明时期，纵横海上的郑芝龙便有“南安王”的绰号，隆武政权又曾封其为“南安伯”和“南安侯”，赐郑成功为“国姓爷”，永历皇帝进一步赐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红楼梦》书中将甄家说成“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暗寓其把持南明小王朝朝政的身份，也算贴切。

《红楼梦》书中说“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又系世交。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应是写实。明末清初，杭州洪顾黄钱四大家族与郑氏集团明里暗里往来，牵涉“通海案”的线索是很多的。郑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如总兵官洪旭，海澄公黄梧，与杭州洪黄两家均为本家。三藩之乱时，洪昇的三弟洪中令就曾陷入闽地三年，生死不明，洪昇曾屡次写诗惦念，可为旁证。从康熙十四年到康熙十八年，洪家受“三藩之乱”牵累，洪昇之父洪起鲛曾被朝廷械捕京师，关押在一个“萧寺”中受审，随后又被抄家发配，恐怕都与“通海案”即与郑氏集团往来有牵涉。不过相关史料早已散佚，史实已很难考证清楚了，只能在洪昇的诗集《稗畦集》中，隐隐约约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由于这些事情牵涉重大，洪昇在《红楼梦》书中既不敢也不可能去明写，将“贾府”与“甄府”的关系若隐若现写到这个程度，也就不容易了。

《红楼梦》书中还写到了甄家的败落，书中第七十五回写“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在进京治罪前甄家就已经“自杀自灭”起来，正如探春所说:“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红楼梦》书中所说甄家“抄没家私，进京治罪”，应是暗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帅水师攻台，郑克塽率部投降，随后被押解京师。所谓抄家前先“自己抄家”，便是暗示郑氏集团统治台湾后期内部“自杀自灭”的内讧，先是海澄公黄梧降清，失去了厦门基地；随后又发生了郑克塽争夺王位，杀死其兄郑克臧（土旁），造成台湾内部一片混乱。致使澎湖海战一败涂地，只好竖起降幡，进京治罪了。

至于《红楼梦》书中隐隐约约表现的那个相貌性情皆类似于贾宝玉的甄宝玉，最大可能就是隐写的郑克塽。历史上的郑克塽，确实是个不爱读书，无能不肖，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郑克塽被押解京师后，康熙帝念其归降之功，没有将其诛杀，仍封其为公爵(正黄旗海澄公)，并将“二三十年前”囚禁其曾祖父“南安王”郑芝龙的府邸赐给其家族居住。不过由于郑克塽有衔无职，薪饷微薄，郑家人口众多，只能坐吃山空，生计十分艰难。郑克塽曾请求朝廷归还在闽、粤被抄没的郑氏家族祖产，也无果而终，只能坐困愁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 )，郑克塽郁郁卒于北京，年仅37岁。

有的红学家（如赵国栋先生）曾推测郑克塽是《红楼梦》初稿的作者，不确。《红楼梦》中如影子般的“甄家”、“甄宝玉”确实与郑家和郑克塽有关，但其故事主体“贾家”、“贾宝玉”却是以三生石畔洪家与洪昇及蕉园姐妹之经历创作的。以洪家与郑家的“老亲”关系，洪昇与郑克塽又是同代人，亦曾同在北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洪昇在《红楼梦》书中，写出一个影子“甄家”和“甄宝玉”，当无困难。笔者的这篇文章，已经酝酿十几年了，却始终没有动笔。首先是因为这段历史淹没在尘埃中的真相太多了，很难缕出一个头绪来；其次是因为这一题材的研究有“索隐”之嫌，自笔者放弃“《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研究课题后便很少沾边了。前一段写出《〈红楼梦〉中贾府所用洋货从哪里获得》、《凤姐为何说“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两篇文章后，因为与本文属于同一领域的探索，故本文实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暂匆草以上文字，作为靶子供红学界有识之士批评吧。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