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红剪影之二

       曹氏红楼奠基者——袁简斋

严格说，袁枚虽然在诗坛有很高的地位，但却算不上什么红学家，甚至连他是否读过《红楼梦》，红学界中人都表示严重怀疑。那么，本文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历史上浙西十大红学家之列，并称之为“曹氏红楼奠基者”呢？那是因为，袁枚的一则关于《红楼梦》和曹雪芹的文献记载，在胡适先生开辟的考证红学亦即曹学中，起着奠基石的重要作用。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中清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旋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任职期间推行法制，不避权贵，颇有政绩，为人称道。三十三岁时因父亲去世，袁枚毅然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

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性灵派”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生平喜称人善、奖掖士类，提倡妇女文学，广收女弟子，为当时诗坛所宗，亦因此为人所诟。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新齐谐》、《续新齐谐》以及散文尺牍等30余种。袁枚喜欢收录鬼怪故事，并以简洁明了的笔法，写成笔记小说《子不语》，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齐名。袁枚具有多方面才艺，还是一位美食家，曾写有著名的《随园食单》，是清朝一部系统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在我国烹饪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代宗师和诗界领袖，袁枚在清代诗坛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提倡诗人要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袁枚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倡导诗人的“性灵”和“学识”相结合，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创作出佳品。他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反对宗唐宗宋，不能抱残守缺，应有时代特色。当时与他的诗歌主张风格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张问陶、黄景仁等。

袁枚在随园过了近五十年的闲适生活，晚年游历南方诸名山，频繁与诗友诗酒往还。好友钱宝意有诗颂赞他：“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他亦作一幅对联夫子自道曰：“不作高官，非无福命祇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在给友人程晋芳的信中，袁枚自言胸臆道：“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

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曾记录了两条有关《红楼梦》的史料。其一为《随园诗话》卷二：“康熙间，曹練（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这则资料是根据乾隆五十年袁枚生前刊本摘录的，在袁枚死后的道光四年刊本《随园诗话》中，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一语后，又不知被什么人增添“中有所谓文（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句话，并将“我斋题云”四字偷梁换柱改成了“雪芹赠云”。后来红学界攻击袁枚的罪名，多由这两句话而来；但这两句话出现的时间差晚，显然并非袁枚生前所为。

袁枚《随园诗话》提供的第二则文献资料在卷十六：“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别院笙歌转玉绳。为待夜凉新月上，曲栏深处撤银灯。……”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属“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練（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袁枚所提供的这两则资料，是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最早记载。袁枚与曹雪芹为同时代人，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确实有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小说《红楼梦》，该小说的作者是“曹練（楝）亭织造之嗣君”曹雪芹。胡适先生在1927年作《红楼梦考证》时，便是把袁枚的《随园诗话》作为最早最主要的证据，论证江宁织造家族出身的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本文题目为“曹氏红楼奠基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袁枚所奠的曹氏红楼之基并不坚实，甚至从初始起就有些岌岌可危。

胡适先生是国学大家，但做学问的态度似乎并不那么严谨，在使用袁枚《随园诗话》提供的两条证据上，有选择性采信的严重问题。仔细分析袁枚《随园诗话》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其中最起码有三个疑点：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脂本《石头记》或程高本《红楼梦》？二是曹雪芹究竟是否曹寅的后人，是“曹練（楝）亭织造之嗣君”（儿子）还是孙子？三是《红楼梦》“文（大）观园”的创作原型，是否就是袁枚的随园？

先说说第一个问题。袁枚说《红楼梦》是“备记风月繁华”之书，“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并记录了明我斋（即富察明义）的两首咏妓诗。显然，袁枚说的《红楼梦》，乃是一部歌咏妓院妓女风月繁华生活故事的小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石头记》或《红楼梦》，书中虽然曾偶然出现过一个妓女云儿，但也不过是惊鸿一瞥，绝对说不上是一部歌咏妓女生活的小说。显然，袁枚说的曹雪芹《红楼梦》，并非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小说《红楼梦》。

胡适先生及随后的红学界诸专家，不是没有看出这个问题，他们在选择性采信袁枚《随园诗话》关于曹雪芹的记载，并据此确定曹雪芹《红楼梦》“著作权”的同时，对袁枚本人则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和污蔑。他们说袁枚根本就没有看过《红楼梦》，说《红楼梦》写“女校书”是因为袁枚“心中有妓”。就连郭沫若也写诗讥刺袁枚道:“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这些责难都属于凭空推测，任谁也无法证明，袁枚生前就没有读过这样一部写妓女的小说。

再说说第二个问题。袁枚说曹雪芹是“曹練（楝）亭织造之嗣君”，也就是儿子，“楝亭”乃曹寅之号，袁枚误写为“練亭”，这或是袁枚笔误，或是刊刻者所误，也没什么。问题在于经过考证分析，曹寅号雪樵，其早夭的儿子曹顒和继子曹頫，都没有雪芹之字或号，也不可能随父亲取号雪芹，当然更没有由他们创作《红楼梦》之任何证据。于是，胡适先生和红学大师们就说袁枚的记载有误，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而是他的孙子。

把袁枚说的曹寅儿子改成孙子，有证据么？胡适先生是根据晚清民初学者杨钟羲的《雪桥诗话》确定的。但杨钟羲几乎与胡适是同时代人，而袁枚却是二百年前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二人的证据谁更有效力不言自明。其实，有清一代史料中关于曹雪芹身世的记载一共有三种说法：俞樾说曹雪芹就是曹子清，即曹寅；袁枚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而杨钟羲则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至今红学界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谁说的对，抑或谁说的都不对？

最后说说第三个问题：袁枚所说的自己的随园就是“文（大）大观园”，不仅有文字上的错误，其根据也是成问题的。此说并非出自袁枚之手，而是袁枚死后道光四年再版《随园诗话》时所为。此说的主要依据，应来自于富察明义《 题红楼梦》二十首绝句的诗前小引：“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随园诗话》再版时，刊刻者或读了明义的诗序，才在《诗话》中添写了这段话。

袁枚说自己所买的随园是江宁织造隋赫德遗留的废园，隋赫德又是接管原江宁织造曹頫家庭园林财产继任者，因此随园便应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但是袁枚在《诗话》补遗卷一中说“余买小仓山废园，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故仍其姓，易‘隋’为‘随’，取随之时义大矣哉之意。”这一段话并未说随园与曹頫园有关系，也没说随园为大观园原型。认定随园前身为曹頫园，与前文记载袁枚购买隋赫德废园的时间，也有明显矛盾。袁枚说自己购买随园的时间在“康熙间”，而隋赫德是在雍正年间方接任江宁织造的。康熙年间这个园子究竟属于谁，乃是一笔糊涂账，但可以肯定不属于隋赫德。为此，红学界的专家们，至今几乎无人敢于接受“随园旧址即红楼”的说法。

总之，不论红学家们说袁枚没有看过《红楼梦》，还是说袁枚“心中有妓”；不论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或孙子，还是说曹雪芹与江宁织造家族毫无关系；不论说随园是大观园创作原型，还是说袁枚此说是后人附会的无据谰言；都不过是今人对古人的妄加猜测而已，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但乾隆年间有个叫曹雪芹的人客观存在，这个人曾花费十年时间对《石头记》加以“披阅增删”，应是有根据的事实。至于这个曹雪芹与江宁织造家族的关系，却是一个至今无法证实的说法，只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