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春苦调”与“金陵情结”

——《石头记》民族主义思想新论（2）

土默热 

三．《石头记》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乃是不成问题的红学“公案”

对《石头记》作品中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并不是自笔者开始的，早在笔者之先，就有诸多红学家进行了这方面研究，笔者不过是换了个角度，从文化渊源和文学传承的视角，对《石头记》创作与刘须溪“送春苦调”和庾子山“金陵情结”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对比研究而已。

著名红学家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一个绝大的问题，至为重要。”刘先生所说的“反满思想”，在爱新觉罗家族坐龙庭的时代，应该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想吧。《石头记》创作于清代，作者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情绪，作品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然是一个不可不搞清楚的“绝大问题”。

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就反映在作品当中。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白纸黑字，似乎不应该存在什么疑问。但什么事情一进入红学领域，便往往变得复杂起来。在红学的百年历史中，《石头记》是否具有“反满思想”，居然成了一桩所谓无头“公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百年来争论之声不绝于耳，至今不得其解。

造成这种歧义的根本原因，恐怕不在于对《石头记》作品本身的理解，而在于对《石头记》作者的争议。自从胡适先生“大胆假设”曹雪芹为《石头记》作者之后，否认《石头记》具有“反满思想”的人，认为曹雪芹乃旗人之后，又生活在清朝统治早已巩固的乾隆时期，似乎不应该具有民族主义思想。而承认《石头记》具有“反满思想”的人，又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清初江南知识分子的密切交往中发现了一些端倪，并考证出曹寅与当时“反满思想”激烈的顾炎武还存在某种亲戚关系。以上两大阵营争论了百年，这桩红学公案分歧依旧，迄今未见任何解决的希望曙光。

且不说曹寅作为清廷大员居然有“反满思想”之论的荒唐不经，即便曹寅真的具有某种民族主义情绪，其孙子曹雪芹也未必就有“反满思想”倾向。就连今天台湾蒋经国的孙子蒋友柏，还与乃祖政见不同，在“大选”前夕发表了一通不利于国民党的高论，更何况乾隆盛世时之八旗子弟曹雪芹乎？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反满思想”的现实理由或遗传基因，并不能否定《石头记》具有“反满思想”。在文学研究范畴内，作品与作者发生了矛盾，作品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作者必须服从作品。作为红学公案，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石头记》作品是否具有“反满思想”，而不是并不确定的作者曹雪芹是否应该具有“反满思想”。二者之间倘若发生了二律背反，只能说明我们把作者搞错了，而不能用作者先入为主地否定作品，这大概应该没有异议吧。

对《石头记》作品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很多红学大师早已指出了《石头记》文本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流露。当代红学家朱光东先生在《〈红楼梦〉吊明反清思想管窥》中，指出清初是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民族主义作品，如《说岳》、《杨家将》、《桃花扇》、《长生殿》等。《石头记》第一回有一脂批曰：“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武穆之二帝”正是岳飞“靖康耻，尤未雪”的遗恨。这一批语与“孙策以天下为三分”的脂批，反映了当时亡国之痛还没有被遗忘，说明《红楼梦》与《说岳》、《杨家将》、《桃花扇》等民族主义作品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

朱光东先生文中还曾例举了诸多红学大师的见解：如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考证出第七十八回用力写衡王及林四娘死难之事，真正背景可能是抗清而不是打流寇。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石头记》第六十三回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这段话除了民族主义，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潘重规先生在《红楼梦新解·红楼梦答问》中举例说明小说中确有反清思明的倾向：《红楼梦》通篇强调爱红，如怡红院、悼红轩等。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文字狱殷宝山案即因其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红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诛”。又如徐述夔案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而被杀头抄家。

这些红学大师们对《石头记》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判断，虽然仅限于字面分析，深度似感不足，但也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问题是《石头记》作者倘若是曹雪芹，创作于乾隆年间，则与以上分析研究的结论不相吻合。改朝换代后勃兴的清朝定鼎于1644年，距离曹雪芹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一百多年，比清朝灭亡的1911年距离现在的时间还要长。现在绝不会有人去悼念满清王朝的灭亡，曹雪芹怎么会去悼念一百多年前明朝的灰飞烟灭呢？更何况曹家乃八旗出身，为大清王朝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作为大清王朝的打江山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后裔，曹雪芹也没有产生“反满思想”的正当理由。

《石头记》不仅是创作于改朝换代初期的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而且是创作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之“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杭州的作品。这一点在作者大量使用刘须溪“送春苦调”典故中亦可得到证实。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曾著《西湖与宋词》一文中指出：“民族志士的血泪作品，为宋词放出最后的光辉”，并举刘辰翁的《须溪词》为代表。刘辰翁的所有“送春苦调”，几乎都是通过联想杭州西湖而抒发怀念故国的情思，以西湖“送春”暗寓南宋亡国的。《石头记》何尝不是立足杭州“三生石畔”、以西湖“送春”暗寓明清兴亡更替的作品。

笔者在本文第一、二两部分，都首先给读者讲了一个似乎与《石头记》并无必然关联的故事；其实这两个故事与《石头记》决不是没有关联，而是联系紧密得很。我们在《稗畦集》中发现了“送春苦调”，在《长生殿》中发现了“金陵情结”，这两个方面的思想文化倾向又同时汇集在《石头记》中，这一切难道仅只是偶合吗？从这个角度分析，《石头记》的真实作者应为清初杭州具有遗民思想的洪昇，应该说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更何况笔者早已详细考证出，大观园和十二钗的原型都出现在洪昇的生活视野里，谁能否认《石头记》创作需要这些丰富、生动而又无比沉痛的生活素材！

2008年3月30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