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作者为什么偏偏要以“一块顽石”、“两株枯木”作为宝黛寄托

                                       土默热

《石头记》作者以女娲补天弃置不用的“一块顽石”，作为书中第一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寄托，这是每个读者都清楚的事情。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往往以神话或寓言的方式，把书中主人公的前身搞成什么神魔或者鬼怪，以寄托作者的某种特定情感。《石头记》这种以顽石喻人的写法，本无足怪。但是，《石头记》作者在顽石上的寓意并非仅止于此，还把这块石头当作书中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就不是其他古典小说常见的创作手法了。

《石头记》书中的这块“无材补天”的顽石，本来被女娲弃置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只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大展幻术”，变成一块“形如扇坠大小”“鲜明莹洁的美玉”，夹带在“一干冤孽”之中去“造历幻缘”。这块由石头幻化而成的美玉，就是贾宝玉出生时口中衔来的“通灵宝玉”，跟随它的寄主贾宝玉亲历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生活，也见证了四大家族盛极而衰直到“茫茫白地”的历史。在此期间，这块“通灵宝玉”还时不时自称“蠢物”，跳到前台来发表一番感慨，特别是在元妃省亲时，就直接越过主人公贾宝玉，要作什么《省亲颂》、《灯月赋》，以显示这些“太平气象、富贵风流”都是这个“蠢物”见证并记录下来的。

《石头记》的主旨是歌颂“木石前盟”，其中之“石”就是上文谈到的以“蠢物”自命的“石头”，也就是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通灵宝玉”。那么，这个“木”又从何而来呢？好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就是那株接受了神瑛侍者“灌溉之恩”的“绛珠草”。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周汝昌老先生早就辩解过“莫把神瑛当石头”，石头不过是神瑛转世的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蠢物“通灵宝玉”，是贾宝玉事迹的见证者和记录者；那么，这个与石头有着“前盟”的“木”，亦不应是什么“绛珠草”，绛珠草本来就是一株小草，亦不得称为“木”。“还泪”之说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之间的事情，也并非“石头”和“木”之间的什么“前盟”。

《石头记》中与石头有着“前盟”的“木”，不仅是“木”，而且是“枯木”，并且是“两株枯木”。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金陵十二钗正册”上面，第一幅画便是“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细心的读者都知道，这围“玉带”象征着“黛玉”，但黛玉何以又要用“两株枯木”来寄托呢？有人说“二木为林”，不过是象征黛玉姓林罢了。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现“林”字，画面上画两棵树就够了，何以非得画“两株枯木”呢？更何况“枯木”并不是什么欣欣向荣的美好象征，并且，作者何以非得用“两株枯木”来与“一块顽石”形成“前盟”，来勾画怀金悼玉的故事象征呢？

要想解开《石头记》中这些令人费解的谜语般的情节刻画和故事描写，仅仅靠胡适先生所说的“猜笨谜”方法是无法破题的。《石头记》虽然是小说，但并非向壁虚构粗制滥造的产物。任何现实主义题材的原创性小说，都必然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这是文学创作不容怀疑的铁律。《石头记》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作者“亲历亲闻”的真实生活，这在作品开端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中写的很清楚，也不容红学界用什么“超天才”、“超时代”来妄说曲解。其实，胡适先生“大胆假设”曹雪芹是作者，本身就是“猜笨谜”的产物，在曹雪芹身上，哪里去寻找作者念念不忘的“一块顽石”和“两株枯木”？哪里去寻找作者刻骨铭心的“木石前盟”出处？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小说创作更是如此。《石头记》中的“一块顽石”和“两株枯木”乃是细节，但它构成“木石前盟”的主线，寄托着作者的无尽怀恋和无限哀思，乃是研究《石头记》不容忽略、也不容回避的细节。笔者经过三十余年的精心考证，证实《石头记》的作者并非什么乾隆年间的曹雪芹，乃是康熙朝的大名士洪昇。书中“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荣国府及四大家族的兴衰故事，便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杭州“魏国公府”及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兴衰实录；书中十二钗大观园中的风流雅事及最后“千红一哭”、风流云散的故事，便是清朝初年杭州“蕉园五子”、“蕉园七子”十二个女诗人结诗社并同遭不幸悲剧的真实记载；书中东府的“大出殡”、“风月鉴”、及“红楼二尤”故事，就是洪昇在北京期间经历的“国丧”期间“纳妾”、“聚演”等荒唐生活的曲折刻画。书中象征宝黛爱情的由“一块顽石”和“两株枯木”构成的“木石前盟”，其寓意和寄托就来源于洪昇的故居！

洪昇确实出身于一个在宋明两代“赫赫扬扬”了几百年的“魏国忠宣公”家族，前半生确曾经历了“白玉为堂金作马”的锦衣玉食生活，后来由于家族内部发生了“天伦之变”，造成了“子孙流散”；继之家庭被官府查抄，父母被朝廷充军发配，落得一片“茫茫白地”；最后由于洪昇在佟皇后“大出殡”期间聚众演出《长生殿》，被朝廷斥革下狱，终生“无材补天”，失去了振兴“百年望族”的最后一线希望；洪昇青少年时代曾经青梅竹马的十二个“蕉园诗社”女才子，也随着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衰落而全部落得人生悲剧下场。

康熙三十年（1691），洪昇在北京度过二十六年国子监生生涯，遭遇了重重苦难后，狼狈逃回故乡杭州。摆在洪昇面前的故园“魏国忠宣公府”是什么样子呢？在洪昇的诗集《稗畦续集》中，有一首《重过虞氏水香居示季弟》:

不到栖闲地,惊心四十秋。

园经三主易,壁少一诗留。

危石仍青障,荒祠改画楼。

槎桠两枯树,还映小池幽。

在洪氏家族衰败后的四十年中，这个昔日在杭州赫赫有名的“国公府”园子，已经被先后转卖了三次，昔日洪昇兄弟姐妹在园中“栖闲地”所写的题壁诗一首也没有留存下来。园子早已荒废，只留下一块仍然“青障”的“危石”，和两株“槎桠”的“枯树”，映照着园中那方清幽的水池。看，给回到故乡的洪昇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的事物，就是荒废的故园遗存的“一块顽石”、“两株枯木”！

洪昇对故园这“一块顽石”、“两株枯木”印象太深了。故园中这块石头原来就是“危石”么？这两棵树原来就是“枯木”么？当然不是。洪府和洪园，在明末清初，乃是杭州最著名的园林建筑。在《稗畦续集》中，洪昇有一首《忆桂》诗，描写了洪园昔日欣欣向荣的形象:

池畔两株桂,年年开暮秋。

天香清鹤梦,花影乱鱼游。

剪伐归何处？婆娑忆未休。

惟余一拳石,似写小山幽。

这“两株枯木”，原来是园中小池畔的两棵生机勃勃的桂花树，每到中秋，便喷吐着清幽的“天香”；树旁栖息着悠闲的仙鹤，池中的花影伴随着众多游鱼，一派富贵闲雅的气氛。到了洪昇游子归来，两株桂花树已经“剪伐”变成“枯木”，其婆娑身姿只能存在于洪昇的记忆中了。故园的小山，也只剩“一拳石”，还在向昔日的主人泣诉着当年的清幽！

就是这“一块顽石”、“两株枯木”之间的优美园林，昔日曾是洪昇与弟弟妹妹们的天堂。洪昇在《重过虞氏水香居示季弟》之二（见《稗畦续集》）写道:

少日山亭畔,常时竹马嬉。

琴樽携弟妹,几杖奉尊慈。

一恸悲黄土,余生感素丝。

杖藜惟对汝,步步涕双垂。

 昔日在故园山亭畔扶杖悠闲的“尊慈”、竹马游戏的弟妹，都已归于“黄土”，至今只剩下洪昇自己和三弟洪中令兄弟二人，在故园中凭吊昔日的风月繁华，挥洒着无尽的悲痛泪水。

《石头记》小说就是洪昇晚年回到故乡后，面对荒废的故园，回忆昔日兄弟姐妹在故园中生活的文学作品。故园中遗存的这方“小池”，就是书中大观园的“沁芳池”；池畔遗存的“青障”、“危石”，就是书中大观园一进园门便见到的“翠障”和“镜面白石”；“一拳石”下的“小山”，也就是书中宝玉题咏的“曲径通幽处”。这里既是书中大观园的入口处，也是洪昇回忆昔日生活创作《石头记》的开端处，称为“曲径通幽处”十分恰当。故园这块遗存的“石头”，既是洪氏家族昔日风月繁华的见证者，也是洪氏家族衰败没落的见证者。《石头记》以“石头”譬喻主人公，并让“石头”记录大观园的盛衰历史，可谓事出有因，也至为恰当。

这座荒废的园林，不仅是洪昇兄弟姐妹昔日的“天堂”，也是洪昇言情思想的发源地，洪昇的成名作《长生殿》传奇的创作初期，便是在这个园子中开始的。《石头记》中说那块石头被娲皇“弃置”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正是洪昇离开家乡后被“弃置”在故园中的那块石头。《石头记》书中对洪氏故园称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不仅有“荒唐”、“无稽”的意思，更有“情根”的意思。这里是言情宝典《长生殿》的发源地，正所谓“情根”是也。

在故园“山石”下“小池”畔，遗存的两株“槎桠枯树”，原来是两株婆娑清幽的桂花树。洪昇一生中对这两株桂花树印象十分深刻，在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稗畦集》、《稗畦续集》里，两株桂花树屡次出现在诗句中。在小说《石头记》中，这两株桂花树及其树旁的池塘，也是大观园中姐妹们经常游憩的地方。书中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描写湘云请贾母等赏桂花，贾母问在那一处好？凤姐道：“藕香榭已经摆下了。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不敞亮吗？看看水，眼也清亮。”这里描写的应该就是洪昇故园“年年开暮秋”的“池畔两株桂”。

这两株早已变成“枯木”的桂花树，乃是洪昇昔日爱情生活的见证者。洪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出生于杭州四大家族的黄氏家族，乃是洪昇嫡亲的表妹，并与表兄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二人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缔结姻缘，本应是和谐美满的金玉良缘。在《啸月楼集》中,洪昇说夫妻二人“少小属兄弟,编荆日游憩；素手始扶床,玄发未挽髻。”可见二人从小经常一起在园中游玩。二人结婚的那天，友人作《同生曲》致贺，洪昇自己也有《七夕闺中作四首》，其一云:“忆昔同卺未有期,逢秋愁说渡河时。从今闺阁长携手,翻笑双星惯别离。”这个“双星”对洪昇来说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既出现在他的成名作《长生殿》中，作为李杨爱情的撮合者；也使用在他的代表作《石头记》中，以“白首双星”一词出现在题目中，实非偶然。

黄蕙与洪昇的婚姻，便是缔结在故园的“一拳石”和“两株桂”之下，也在这里度过了婚后初期的美满生活，用“木石姻缘”来形容其婚姻关系可谓恰当。随后，夫妻二人便因“天伦之变”而离家赴燕京，整个后半生都过着寄人篱下、贫困潦倒的生活，经常因饥寒达到“八口命如丝”的地步。贵族娇小姐出身的黄蕙，终日以泪洗面就是情理中事了，可谓一辈子都在为丈夫洪昇“还泪”。晚年夫妻二人回到杭州故园，见到“一拳石”已成为“危石”，“两株桂”也变成“枯木”，这便应该是太虚幻境中黛玉图画“两株枯木”、以及宝玉以“顽石”自譬的意象出处。夫妻二人面对着“一拳顽石”、“两株枯木”，昔日的“木石姻缘”也只能保留在对“木石前盟”幸福而苦涩的回忆之中了。

洪昇家庭中共有兄弟三人，姐妹二人。洪昇与二弟洪昌为母亲黄氏嫡出，三弟中令与两个妹妹为庶出，与《石头记》书中的兄弟姐妹关系相同。由于母亲黄氏早卒，父亲继娶钱氏。由于继母和父妾的挑唆，康熙十年家庭中发生了“天伦之变”，洪昇和二弟洪昌（字殷仲），一起被父亲赶出了家庭，两个妹妹也先后出嫁，只剩庶出的三弟洪中令被留在家中继承祖业。这同《石头记》中描写的邢夫人与赵姨娘联手制造抄检大观园悲剧，“自杀自灭”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洪昇逃离家庭后，经历了二十六年极端贫穷痛苦的生活，有幸活了下来，可怜的二弟洪昌，却在漂泊流离中，于康熙二十年（1681）悲惨地病死在异乡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洪昇的《稗畦集》中，有一首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寄中令弟》，记载了这段悲惨的经历：

尔谋家室仍依北，吾省庭帏独向南。

艰苦生涯曾历遍，险巇世路定多谙。

关山相望双游子，风雪恒饥二小男。

痛汝仲兄漂泊死，二棺五载寄僧庵。

洪昇兄弟逃出家庭后，两个妹妹先后出嫁。由于所托非偶的原因，也先后悲惨夭亡，并“靡躯烈焰”、“暴骨他乡”了。洪昇返回故乡后，收葬了二弟的遗骨，并将自己的次子洪之益过继到二弟名下继承香烟。但对两个妹妹的遗骸，也只能徒唤奈何，只能在诗中表达悲痛的情感了。为此，洪昇曾作《己卯冬日代嗣子之益营葬仲弟昌及弟妇孙，事竣述哀四首》，亦载于《稗畦续集》:

其一：

同父三昆弟，伤哉仲已殂。

二人留治命，一气续遗孤。

妇榇移西郭，夫棺返北都。

卅年生死别，重会此山隅。

其二，

回忆当漂泊，青袍历苦寒。

选名寄他籍，录史望微官。

先抱妻儿痛，终违椒水欢。

而今惟仗汝，泉路问亲安。

其三，

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

糜躯归烈焰，暴骨在他乡。

降罚天昏醉，招魂地渺茫。

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

    其四，

汝逝十年后，此儿吾始生。

不曾承色笑，何幸继宗枋。

箕锸荷无力，衰麻啼有声。

幽魂如入梦，头角认分明。

这是一曲多么凄惨的天伦悲剧！《石头记》书中的“宝二爷”，很大程度上就是洪昇为了纪念自己的二弟洪殷仲，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古人对兄弟行居长者称“伯”、次称“仲”，再次称“季”！“殷仲”的意思本身就是“二爷”。妾生的老三洪中令，自然也就是书中赵姨娘所生的“小燎猫子”贾环。而书中的迎春、探春两个妹妹，也正是洪昇以自己的两个婚后惨死的妹妹为原型创作的！书中描写的荣府内部那些“自杀自灭”的故事，正是洪氏家族“天伦之变”惨剧的真实记录。

洪昇夫妻是康熙三十年（1691）回到故乡杭州的，《石头记》的创作也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时洪家的故园虽然早已被转卖了三次，非复洪家所有，但洪昇却不分昼夜，不论冬夏，经常徘徊徜徉在故园的“一拳顽石”和“两株枯木”下，苦苦地回忆着昔日的生活。《稗畦续集》中有一首《和虞展园冬月》，活画出洪昇为此在故园中为创作《石头记》而“偏爱此”，以至于达到“独立到三更”的痴迷程度：

一片冬宵月，寒光彻骨清。

河冰坚更白，山雪冻逾明。

木踈杈枒影，虫收断续声。

何人偏爱此，独立到三更。

洪昇夫妇返回故乡后，故园早已属于他人，只好在昔日祖父洪吉臣建在孤山上的别墅遗址上，搭建了一个茅屋居住，并以洪昇之号为其命名为“稗畦草堂”。杭州孤山乃是西湖中著名的风光秀丽之处，也是康熙皇帝南巡杭州时的“西湖行宫”所在地。康熙前四次南巡抵达杭州，都住在孤山行宫中。洪昇的稗畦草堂与行宫为邻，应熟悉康熙南巡的过程和场面。这就是《石头记》中能写出“元妃省亲”轰轰烈烈场面的重要原因。

孤山的稗畦草堂虽然十分简陋，可谓“茅椽蓬床，瓦灶绳床”，但推门便可见“风晨月夕，阶柳庭花”，对于正在创作《石头记》的洪昇来说，此地正所谓“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石头记》“作者自云”中交代的创作环境，正是“稗畦草堂”的真实写照。洪昇《稗畦续集》中有多首诗描写了自己在这里幽居创作的乐趣：

颇得幽居乐，悠然达此生。

溪鱼忘水性，山鸟悦春声。

种竹乘新雨，看山趁晓晴。

花光兼柳色，争欲到檐楹。

——《幽居》

独树楼遥对，疏篱水暗通。

晓岚高枕上，春色闭门中。

径草从生绿，园花任放红。

寂寥人事久，无意更书空。

——《春日幽居》

始觉闲中乐，终朝闭小斋。

蝉声清午梦，岚气爽清怀。

老愈耽书癖，凉宜醉酒佳。

低迷吾自笑，谁望太常斋。

——《漫兴》

在这首《漫兴》中，洪昇生动地描写了自己“老愈耽书癖”、“终朝闭小斋”的创作生活。《石头记》的创作某种程度上是洪昇夫妻共同进行的，昔日的很多生活细节，以及蕉园姐妹的文学活动，要靠妻子黄蕙的回忆，评点《石头记》的脂砚斋，之所以对作者昔日生活极为熟悉，也因为她就是黄蕙的笔名。正因为如此，洪昇在这首诗中说自己“老愈耽书癖”的同时，还说“谁望太常斋”。“太常斋”乃是用典，《后汉书．儒林传下．周泽》载：汉周泽为太常，虔敬宗庙，常卧疾斋宫，其妻哀其老病，窥问疾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收送诏狱。时人讥之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言泽不近人情，难为其妻。后用为夫妻不同居的典实。洪昇这里以疑问句反其意使用“太常斋”的典故，正是暗示夫妻二人亲密合作，在共同“闭小斋”、“耽书癖”。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石头记》是一部“回忆录”，是一部“悔书”。是作者在“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大无可奈何之日”，通过回忆昔日“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生活，并“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为表现“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所“编述”的一集表现悔意的“回忆录”。洪昇《稗畦集》《述感》诗中写道：

却悔辞亲日，飘飘逐路尘。

江湖双泪眼，天地一穷人。

云树空愁远，冰霜不见春。

梦中家暂到，头白话酸辛。

类似的“悔诗”在洪昇的三部诗集中几乎触目皆是。《石头记》所记录的昔日故事，正是洪昇夫妻“梦中家暂到，头白话酸辛”悲凉现实和自悔思想的产物。在洪昇《稗畦续集》中还有一首很有意思的诗《姬人邓生子之益数岁作此嘲之》：

玉出闺中秀，珠来掌上明。

芳兰充佩带，白雪作光荣。

索抱须争挽，能言齿半生。

阿侯年渐长，卢女自盈盈。

诗中的“玉”、“珠”指洪昇的子女，“芳兰”指妻子黄兰次，“白雪”指小妾邓雪儿，即“姬人邓”。从“芳兰充佩带”中，不难悟出林黛玉太虚幻境判词“玉带林中挂”的寓意；从“白雪作光荣”中，亦不难悟出薛宝钗判词“金簪雪里埋”的出处。至于《石头记》书中“贾珠”、“宝玉”的命名，与此诗中“珠”、“玉”的关系，也是一目了然的。这足以说明，作此诗嘲小妾邓雪儿生子时的洪昇，正在创作《石头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石头记》也是洪昇夫妇呕心沥血诞育的孩子！

从《石头记》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此书时，虚无主义思想十分严重。但作者的虚无主义思想却有别于普通的佛道思想，而是一种与“名士气”、“少年情”夹缠不清的超脱思想。这种思想在晚年洪昇的身上表现得十分严重。康熙三十年（1691），洪昇逃回故乡钱塘（杭州）后曾作一首《幽居书感》（见《稗畦续集》），清晰地体现了这种混杂的思想：

多难复无成，伤哉百感生。

静嫌名士气，衰悔少年情。

短髩惊秋色，疏钟报晚晴。

一龛伴弥勒，从此学无生。

“多难复无成”之际，正是《石头记》作者述说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际；“伤哉百感生”之时，也正是《石头记》作者感叹自己“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之时。“静嫌名士气”的情绪，乃是作者因创作“专写钗盒情缘”的《长生殿》一举成名后，为避嚣所发的感叹；“衰悔少年情”的悲哀，也应该是作者创作另一部“专写钗盒情缘”力作《石头记》时，愧悔少年时一味钟情的心理状态。“一龛伴弥勒，从此学无生”，乃是作者晚年“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如色，自色悟空”的人生总结。

《石头记》中甄士隐的故事，实际上便是作者洪昇一生的浓缩概括，笔者对此有专章考证，此不赘言。书中的贾雨村，其创作原型便是洪昇的同乡兼老朋友高江村。高江村名士奇，乃康熙朝著名权臣，以贪黩著称。虽然洪昇布衣终生，高江村一生大红大紫，但二人的友情却保持了终生。二人同年生，同年卒，晚年又结邻而居，亦是异数。高江村曾在杭州西溪建“西溪山庄”，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接待皇帝第三次南巡。这也是洪昇能够写出元妃省亲故事的重要原因。

高江村所建的西溪山庄，前身便是柴云倩的“蕉园”。洪昇的十二个亲表姐妹，就在这里先后结成“蕉园五子社”和“蕉园七子社”，十二个姐妹各自取雅号，出诗集，闻名遐迩。柴云倩之女柴静仪，便是当日“蕉园诗社”的“祭酒”，乃是《石头记》书中大嫂子李纨的原型，详见《土默热红学》第三卷。“蕉园姐妹”“千红一哭”、风流云散后，蕉园也被卖给了高江村，改建成接待皇帝的场所。所以《石头记》书中元妃省亲与姐妹们结诗社都在一个地方——大观园。

在康熙三十八年皇帝第三次南巡期间，洪昇与高江村仍然来往密切，这年元夕，二人就在高江村的“清吟堂”对酌，洪昇为此写下了《元夕饮高詹事清吟堂》二首：

  雅慕承颜乐，时跻燕喜堂。酒消春后冷，月隐雪中光。

  玉椀罗仙饌，琼筵爇御香。宫袍何綷縩，醉舞翟衣旁。

  氆氇横三丈，琉璃障一层。歌应酬异锦，舞不碍繁灯。

  华榻来频下，芳茵吐也曾？谁能辞老懒，令节兴还乘。

洪昇在北京的二十六年中，经常为“省庭帏”而南来北往，南京和扬州乃是经常路过并小憩交游的地方，这两个地名出现在《石头记》中，就不奇怪了。洪昇在书中之所以隐去了“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真实地点，而代之以“金陵十二钗”，除了金陵秦淮河在明清时风月繁华的名声原因外，恐怕还与洪昇晚年的金陵游有直接关系。康熙四十年（1701），应已经致休归宁的原礼部尚书王泽弘之约，洪昇西行建业，在船上写下了《舟次偶成》：

  勉赴尚书约，将从建业游。烟霜凝薄暮，风月冷残秋。

药物宜高枕，关河复小舟。湖光莺脰好，入眼豁羈愁。

在南京期间，洪昇曾亲自去旧王府游览，发思古之幽情，并作《过旧王府》一首：

  高皇曾驻跸，吴主旧行宫。双阙寒云外，周垣蔓草中。

三分霸业定，一统帝图雄。寥落居民在，昏鸦噪溯风。

这大概应该是《石头记》书中借贾雨村和冷子兴之口，描述“金陵老宅子”“厅殿楼阁”仍旧“峥嵘轩峻”的来由。洪昇歌咏的这个旧王府，就是南京大行宫。大行宫旁便是江宁织造府。当时的江宁织造正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三年后，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应曹寅之约，洪昇再次赴南京，“畅演三日《长生殿》”。曹寅有《赠洪昉思兼寄赵秋谷赞善》的七律: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摆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周汝昌先生认为：读这首诗，如果掩去题目不看，谁都会相信诗是写给《石头记》作者的。其实无须掩去题目不看，这首诗本来就是写给《石头记》作者的。不过这个真实的作者乃是洪昇，而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曹寅写此诗时，远在曹雪芹出生之前；曹雪芹出生时其祖父早已去世，洪昇比曹寅去世还早八年，曹雪芹肯定是与此诗沾不上边的。

洪昇一生的大好年华，都处在抛家去乡、漂泊流离之中，因此离愁别绪异常强烈。在《石头记》书中的黛玉身上，寄托着作者心中的几多感谓，几多哀思。书中黛玉那首在苦风凄雨中述说寄人篱下心境的《秋窗风雨夕》，“秋风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意境，与洪昇晚年回忆自己半生寄人篱下凄苦生活的心境是完全相同的，《稗畦续集》中有一首《蟋蟀》诗可证：

蟋蟀当秋夜，声声逼户庭。

吟风四壁暗，啼雨一灯青。

齿发悲空老，家园幸稍宁。

卅年孤客耳，半向病中听。

红学界的专家学者都知道，《石头记》书中林黛玉的诗《葬花词》、《桃花行》，与明代大才子唐寅的《花下酌酒歌》、《一年歌》等,在遣词立意上,颇有相通之处。《唐伯虎轶事》卷三载：“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徵仲、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潮浹夕，有时大叫痛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连唐伯虎葬花时使用的花锄、锦囊，都与林黛玉葬花时相同，这应该是《石头记》“黛玉葬花”情节的出处。

唐伯虎的《花下酌酒歌》：“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明年今日花开否，今日明年谁得知？”与林黛玉的《葬花词》：“桃花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楼空巢亦倾！”确有剿袭之嫌。唐伯虎的《一年歌》：“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与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石头记》创作时，为什么要大量借鉴唐伯虎的风流雅事和风流诗词呢？这与《石头记》作者洪昇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康熙三十三年（1694）,洪昇为了创作《石头记》的需要,特意前往苏州拜谒了唐寅墓,在墓地所在地桃花庵，洪昇感慨系之：“予落拓浮名,虽不及六如（唐寅号）万一,然后先境地,亦颇相似。”并为此赋诗一首（见章培恒《洪昇年谱》）：

颇学吴趋年少狂,逃禅垂老悔词场。

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

该诗的写作时间,正是洪昇先后经历了三次家难，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心境之下,也正是洪昇从北京返回故乡，“哭弟葬妹”之后的悲痛彷徨心境之下。以与唐寅“后先境地,亦颇相似”的心境，在《石头记》书中，仿照唐寅在桃花庵所写的诗，创作出感天动地的《葬花词》和《桃花行》，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洪昇诗中的“柳七郎”，指的是宋代著名词人柳永。洪昇这里是以柳永自譬。柳永乃宋代著名词人，字耆卿，排行老七，人称柳七。因为受到皇帝贬斥，一生与功名无缘，只能以填词谋生，因此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因为词写得好，受到妓女们的普遍欢迎，成为青楼的好朋友。“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成了当时妓女界时尚的真实写照。柳七郎最后因穷困潦倒死在妓院，竟然是几个妓女凑钱埋的他。死讯传出后，又有成千上万的妓女络绎不绝地到他的墓地悼念，抛撒无尽的泪水，演绎了轰动一时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故事。

洪昇的一生，与柳七郎的人生遭遇如出一辙。洪昇创作的《长生殿》付诸演出后，虽然因在“国丧”期间非时演出受到皇帝的斥革，但也受到了优伶和妓女界的极大欢迎，号称“旗亭市上红楼里，群指先生折角巾”（见章培恒《洪昇年谱》）。洪昇在吊唁唐寅诗中所说的“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意思就是以柳七郎自譬，谓将来自己死后，不知由谁来埋葬和吊唁，难道也要由妓女、优伶们送葬吗？《石头记》书中贾宝玉经常挂在嘴边的的那句话，死后要“化烟化灰”，让众多女儿的眼泪汇成大河，把自己漂到一个遥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其意境就来源于“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故事。

康熙四十三年（1704），洪昇从南京曹寅的江宁织造府归家途中，由于心情抑郁，加之醉酒，不幸在乌镇的河中落水淹死了，正所谓“陆海潘江,落文星于水府；风魂雪魄,赴曲宴于晶宫”（金埴挽联）。其时《石头记》创作尚未完成，因此成了“断臂维纳斯”。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张志坚女士的《另说红楼》考证，洪昇死后，确实是天南海北的众多妓女、优伶赶来乌镇，群情洶洶为其下葬，一片哀声震动江畔。笔者对此疏于考证，不知张女士何所据云。倘若此事属实，洪昇在唐寅墓前所说的“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竟然是一语成谶了。亦可见“历史是惊人地相似”一语所言非虚！

《石头记》中的“绛珠草”和“神瑛侍者”，来自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全中国古往今来的“三生石”只有一块，就在杭州天竺寺内；灵隐寺的飞来峰又传说是从“西方灵河岸上”飞来的。书中交代的一干女子投生地乃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也正是杭州这座人间天堂的特指。这里正是洪昇夫妻和十二个“蕉园姐妹”的故乡。《石头记》作者以故乡姐妹为人物原型，以故乡故事为创作素材，以故乡园林为作品背景，“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语），方成就了这部伟大的小说。洪昇不仅是“三生石畔”人，创作中还曾亲自到“西方灵河岸上”采风，有《稗畦续集》中《冬日游灵鹫山》为证：

岁晚抛人事，名山日日登。

石劖频损屐，苔滑惯扶藤。

猿挂阴崖雪，龙藏断壑冰。

更披云雾入，幽洞问残僧。

 洪昇在灵鹫山“幽洞”中所“问”的“残僧”，大概就是《石头记》中贾雨村遇到的那个“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的老僧吧？让我们来看《石头记》原文：

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这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想着走入，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

甲戌本《石头记》在这段文字上有三句侧批：“是翻过来的”。“一部书之总批”。“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洪昇正是一个“翻过筋斗来的”人，遇到智通寺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必然对这个“残僧”产生也“是翻过来的”的感受；也必然产生“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的强烈感谓。这幅对联既是全书的“总批”，也是洪昇人生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就难怪作者和批者对此感慨至深了！

2008-5-31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