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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恶感之一

(2015-07-21 20:29:32)
标签:

佛学

鲁迅

莽原

现代评论派

周建人

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恶感由来已久。由于留学欧美派和留日派存在价值观念不同,生活态度不同的问题,自然而然的,鲁迅与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的“东吉祥胡同派”(也即现代评论派)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路。到1925年夏秋女师大事件时,双方剑拔弩张,互相辱骂,矛盾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然而,这矛盾的生成,也是积渐而成,毕竟没有天生的冤家。

我这里讲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产生恶感的一点,《莽原》周刊初期的一场笔战。

《莽原》周刊,鲁迅编辑,创刊于1925424日。该刊第四期,出版于515日。这期的《莽原》周刊,一改以前八页的篇幅,扩展成了一倍的十六页。

这期特出地刊载了两篇长文,是周建人的《答<</span>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span>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看题目就明白,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同一篇文章《一夫多妻的新护符》而来的。

这篇文章是北大教授陈百年写的,刊在《现代评论》第十四期上。

陈百年这篇文章是针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上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新道德之科学的标准》而提出的反驳,简单来说,陈百年认为,这两篇文章乃是为中国“一夫多妻”打掩护,或者说护航保驾的。这颇近乎诛求,因为周建人和章锡琛乃是在谈科学,而陈百年读出了鼓励一夫多妻,自然要引起两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自省文章中并没有这个意思。章锡琛和周建人都是现代性科学的介绍者,也是反封建,并为中国妇女争权益的人,所以陈百年的解读,无疑是曲解和亵渎了他们。

当年误读两人文章的还有很多,譬如《晶报》就有文章说他们在教坏青年,《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也刊文说《妇女杂志》这一期在说“女子可以多夫”,而陈百年在《现代评论》则说该两文是为一夫多妻提供科学的证据。如此种种,都使得周、章两人深感压力,觉得是在“被一大伙道德家所包围”,觉得不能不为自己辩护一番。

照说反驳文章应该刊在同样刊物中,集中讨论,容易让读者有一个甄别比较,评判是非的机会,如果发在不同刊物上,则不知内情的读者读了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在争什么,更别论评判孰是孰非了。

周、章为什么会发在《莽原》而不是《现代评论》上呢?周建人在文章最后有个说法:

 

我们因为尊重陈先生的言论起见,特地作一篇答文,于看到十四期《现代评论》之次日,即行寄请发表,至今则已出到二十期了,终于不见登载。又寄挂号信向现代评论社催问,今已半月有零,全不理睬我们。威严实在可畏!我只好重写一篇,寄到能容许我们说几句话的地方发表去。或者陈先生以为我们的话没有多大意思,不再答复,或者再能给我们极有益的教言,都未可知,但我们如果觉得没有再答复的必要时,也就不再答复了。

 

原来同样是周刊的《现代评论》收到周、章的反驳文章后不予置理,写信催问也不见回复,这才有了转到《莽原》刊发这么回事。

那么,鲁迅收到这两篇文章后又是怎么做怎么想的呢?

鲁迅在《莽原》第四期全文刊发了这两篇文章。周建人虽然是他的三弟,但他对这两篇文章要不要刊发,却有个过程。

首先,《现代评论》要不要发?虽然周、章两人等了很长时间:从十四期等到二十期,又写信去催,有半月有零,也就是说,从反驳文章寄到现代评论社差不多要近两个月,居然没有得到一点回复,正在鲁迅编辑《莽原》第四期时,他看到了《现代评论》第二十一期的下期预告,说第二十二条期会刊出这两文。这样的话,鲁迅认为《莽原》第四期是不必刊登了,他在《编完写起》中说:“看现代评论的预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然而,我们知道这两篇文章最后还是出现在这一期的《莽原》 上了。

这收而又放是为什么?

原来在《莽原》第四期出版之前,鲁迅看到了《现代评论》第二十二期,看到了他们刊出的这两篇文章。鲁迅说:“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上。”原来,《现代评论》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催过之后,刊出的还是有很多删节的文章。

《现代评论》对周、章两人对于陈百年的答辩文章,为什么迟而又迟地刊出呢?目前没见相关说法。想必最初是不准备刊出的,直到见到催促信后,觉得无法漠然置之,才勉强刊出经过节略的文章来。

这自然引起鲁迅的不满。鲁迅说,他没有研究过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能评判,以免说出外行话,但是读陈百年的文章,则满口“流弊流弊”,不是论别人文章的是非,而是论利害,简直莫名其妙。这是对周、章文章的声援,也是对于他们未见及此的补充。鲁迅顺便还对陈百年文章的最后一段作了点评,攻其逻辑之隙。这是鲁迅文章最厉害的招式,屡试不爽的绝招。

鲁迅在《编完写起》最后还对“教授”一议:

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也。

鲁迅这话现在看不觉得什么,待到和陈源论战之时,则教授、正人君子等等,在他的笔下,就不仅仅是利弊问题,而是强烈的贬义词了。

鲁迅毅然刊出周、章的文章,有对现代评论派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的不满,也有仗义执言的一面,毕竟陈百年的文章,有点无理取闹有点故意诛求,《现代评论》既然刊出此文,曲解到周、章文章的本意,那么,自然应该刊出周、章的文章消除这种流弊,而竟然只刊出节略的文章来,鲁迅不能不因此产生对他们的恶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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