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阅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惊讶于其写作之独具匠心，即不按时间尺度记录历史，也不讲究叙事结构的完整性，先生在大明276年的历程中，单单挑选了1587年这一年，画龙点睛地用许多“星星之火”的小事，牵引出万历一朝发生的种种大事。结合专业特色，本文主要自政治视域阐述阅读《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感悟。

（一）阅读收获

1.了解历史人物

本书中主要描绘的六个人物个性鲜明，各有特色。万历皇帝贵为九五至尊，实际上只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处处被文官集团用道德规范牵制，不过是紫禁城里的囚徒；张居正以国富民强为宗旨推行新政，但触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导致死后被清算，所有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2.积累文化常识

作为历史书籍，本书中包含许多文化常识，例如：“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3.感受历史温度

本身历史知识的薄弱，使我阅读此类书时颇有障碍。但作者独特的描述以一个看起不起眼的时间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历史画面，使我仿佛身临其境与历史人物有了对话，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同时，意识到了辨识体系建立的重要性，以拉长我们观察历史的视野。

（二）基于明朝道德与法制困境的思考

1.政治制度道德化

    黄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直言：“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先生笔下，明朝在科举、思想、官场等方面表现出道德与制度的背离，即重道德轻制度现象。在皇权制度下，礼制与道德的结合——“礼治”成为官方的主要治理手段，道德逐渐代替法律出现“人治”逻辑。

2.道德与法制困境形成原因

    第一，历史必然的产物。在明朝历史上，文官皆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一种绝对趋势。万历十五年期间，文官集团掌控着整个帝国的政治命脉，其双重性质使得整个帝国的各项政策与改革措施举步维艰。明朝传统道德代替法制的症结所在就是文官集团的过于庞大、冗繁，处于绝对地位。在明朝权力统治的庞大的体系中，国家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经过文官集团用传统道德加以粉饰，最后往往归结于道德问题，再也不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或社会问题。百姓们在这些真实与假象之间，很难分辨清楚界限。

    第二，思想渊源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统治者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制定出一套严厉的道德律令，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政府与个人的行动准则，而未根据时代发展为原有的道德标准注入新的内容，难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明朝时期儒学已经发展成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事实上，拥有强大势力的文官集团成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发言人，即道德规范的解释权属于文官集团。

3.道德代替法律的消极影响

明朝这种由传统道德模式滋生出来的恶习，在官场中突出地体现出来。虽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看清楚官场黑暗和腐败之积弊，但最终均改革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文官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勾连。官员们在传统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从而使得整个帝国制度腐朽，最终无法维持庞大的社会治理以至大厦倾倒。

道德代替法律的“人治逻辑”不能有效治理国家。对于万历年间的大明王朝而言，制度终归被传统道德所约束。书中借用许多实例佐证道德管人的不合理性与理想性。“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繁琐的取证、辩论，解释法律是不现实的，一个案子往往是由县官或乡绅依据对儒家四书道德的理解而判定的。年少服从年长，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农民服从读书人，成了全国能够一致同意的规则。

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执法的统一性，经济上税率不统一，缺乏统一的财政管理，皇帝的不作为与政府的低效，地主及文官集团权势浩大，军事上重文轻武，不堪一击。这一切都让明朝走向了山穷水尽。

（三）局限性评述

黄先生对明朝的分析基本局限于作为上层的皇帝与官僚的层面，而忽略了这片土地上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事实上，晚明的社会可以分为两层结构：在上是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下则是多数无组织的农民。以落后的道伦理指导社会运行，势必会使普通民众自由受政治结构的束缚，民众沦为道德的囚徒，社会背上思想的枷锁，困于“道德囚笼”。

另外，由于万历时期的历史资料相对较少和零散，作者在书中很难全面展示所有的事件和问题，且会存在一定的主观选择。

（四）对中国政治改革启示

浏览全书时，我们或多或少会从中看到当今社会的缩影。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如何继续发扬优秀传统“礼”“德”文化，将法治思想融入到现代文明建设之中，在礼治与法治之间寻找通道，发挥其价值，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破除传统“法治”藩篱，倡导现代法治观念。传统法家的以法治国主张与现代的法治思想截然不同，克服传统法治对人们思想上的错误引导，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法治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寻求二者的平衡状态，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和现代化的媒介，使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法律的熏陶，自觉主动地接纳法治而非硬性的法律移植。

其次，批判继承传统礼治，为现代法治提供传统动力。礼治绵延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其独特魅力不容忽视。历史发展证明，礼治对于社会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当代，我们仍要继续传承这一优秀的治世理念，不断改良与发展，重塑传统礼治的思想地位，对礼治思想和制度进行创新型转化创造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传统礼治“活起来”，使之与时代同行。

最后，发挥礼与法的协同治理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探索礼治与法治共治的新格局为目标，实现二者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联动。在礼治和法治之间寻找通道，发挥协同作用，以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学史明理，一部历史就是一部现实版的兴衰过程，从一个朝代的兴起、发展、盛世、动荡窥见其运作过程。大明帝国，如同一列彻底失控的火车，车上每个人都拼命想挽救它，但每个人都彼此捆绑，动弹不得。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他们都试图拯救这个王朝，却最终被腐朽的制度打败，自己也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

20211411班 陆锴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