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苏轼随笔2:“看”与“见”——两位诗人的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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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的意思则比较复杂,“见”字既可以表示“看见”也可以理解为“呈现”“出现”的意思。在汉语中,“见”字的本意是看见,甲骨文“见”字的下部像一个跪坐的人,上部用一只特别强调的横放的大眼(“目”)来表示平视前方,“见”的本义就是眼睛向前平视,此读为看见的“见”;同时,“见”又是“现”的古字,读作现在的“现”。《广韵》:“现,俗见字。”“见”早于“现”,“现”是“见”的俗字,中古以前的汉语“见”“现”不分,这就使“见”字含有“看见”和“显现”两种意义。由此而言,引发出对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一句理解的争议,到底是看见的“见”还是“显现”的“现”,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既可以将这句诗理解为“诗人在悠然惬意的生活中,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山”,也可以解读为“诗人悠然的心境呈现着庐山最美好的样态”,我们不妨借由对此字的辨析上升为一种美学和哲学的思考。(参阅 《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上卷)》,朱良志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P139--147)
苏轼说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并非谦虚之言,因为我们经由“看”而获得的信息和经验只能是知识,“识”也是迷障,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禅宗重视“悟”这种有别于“识”的思维方式。“悟”不是“看”,而是“现”,“悟”带来的是无遮蔽的兴现,是“见(xian)”不是“见(jian)”,“悟”的境界之所以不是“看”而是“现”,反应了“悟”的活动与一般认识方式迥异的目的。一般认识方式以知识的获取为目的,而“悟”以人的真性呈现为目的。在“看”的过程中,庐山只是“我”的对象,“我”与庐山是主客二分的;“见”可以是自己,而且“见”(现)还是涌现,是自我的呈现,自我就是表白的主体,它显现的不是作为异在力量控制下的事实,而是其本身,是其自身的本来面目的真实显现,而“我”的本来面目就是庐山的真面目。
显然,苏轼是来“看”庐山的,而陶渊明是朝夕“见”庐山;苏轼是以“身”“看”,陶渊明则由“心”“见”;故苏轼“看”不清庐山的“真面目”,庐山总是被一层层的“烟雨”笼罩着,陶渊明却能于“悠然见南山”中知“其中有真意”的。
何以会如此?这是两位诗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态度使然。就他们两人与庐山的关系而言,苏轼至多只是庐山的一个游客,他只是在元丰七年的四月至五月这段时间里,借自己由黄州调任汝州的机会,因为对庐山心向往之,所以特意“到此一游”而已,至于他在这个期间所写的诗文,虽然也是有感而发,但也只是“有感”而已;陶渊明安安心心地“结庐在人境”的世界里,庐山是他生活世界的守护者,为他挡住了尘世的喧嚣,他可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庐山是他精神世界的慰藉者,为他建筑了一间温暖的精神家园,他可以过着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日子,采菊饮酒读书作文;庐山也是他生命最后的归宿,“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最终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放心地交给了这座山,就像回到了他的另一个家。所以,陶渊明和庐山,最终是合二为一的,他从与庐山的默默相守,彼此惺惺相惜,到最后“只在此山中”了。
陶渊明是属于庐山的,当然庐山也属于陶渊明。但苏轼却不是,如果用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来作一个比喻的话,苏轼的人生是“水”的一生,他是从长江上游的峨眉山一路下来的,苏轼的一生几乎就像这长江水一样不停地流淌着,按照苏轼自己的说法,身“如不系之舟”,他希望自己的人生随一叶扁舟“江海寄萍生”,而不会如陶渊明一样固守在一个地方。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这水上的奔波和风波使他心力憔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身”的漂泊难以静“心”;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他一生的成就都在这流动中得以完成,尤其是他的艺术创作。所以,苏轼终其一生,对庐山只有“看”一“看”而已,但是这一眼留下的美好印象是深刻的,即使到了晚年,他还有过“庐山烟雨浙江潮”的念想。
庐山与苏轼而言,是他生命中匆匆的驿站;而对于庐山而言,苏轼也和白居易、李白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个游客而言,虽然他们是所有游客中让庐山印象最深刻的游客。在苏轼的目光中,庐山是陌生的,虽然他也很喜欢这个地方,但只能视为生命中一次偶然的相遇,虽然在相遇的片刻,似乎他的内心也有刹那的光,但那束光并没有把他留下来,也没有将他的人生引导到那束光所照亮的世界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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