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苏轼随笔1:苏轼这首诗,何以题在“西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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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差不多一千年之前的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和朋友们去了一趟庐山,在香炉峰下西林禅寺的墙壁上,随手题写了一首诗,就是大名鼎鼎的“题西林壁”,从表面上看,这首诗是诗人在抒发自己游庐山的观感,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却似乎意味无穷。苏轼说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道这是他的谦虚(是真的不知),还是故意设下的一个“局”——也许是他心中明了却故意不说“破”——这让追随而来的阅读者“浮想联翩”,在被无数人的“阅读”中,这首诗本身也慢慢地长成了另一座“庐山”,让我们也感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了。这正是“题西林壁”的魅力所在,苏轼在庐山转了一大圈,留下这首诗;而这首诗现在又带着我们回到庐山,走进了“西林禅寺”。
苏轼这首诗,为何题为“题西林壁”?从字面上说,当然是苏轼游览庐山“十之五六”之后,乘兴而来进了西林寺,然后在众人期待中,潇洒地在寺院墙壁上留下“妙墨”。然而,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首诗会“出现”在庐山西林寺,而不是白居易到过的大林寺,或者更有大名的慧远大师的东林寺呢?
FU与庐山有缘。FU教是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庐山,已发展为南方FU教的重要中心和译经基地,“庐阜招提三百所”“僧居五百住庐峰”“庐山到处是浮屠”,北宋时,这座山上有众多寺庙和道观,苏轼游庐山到过的地方,据《三苏年谱》中记载,就有圆通禅院、简寂观、慧日寺楼、无相寺等,但何以唯独在西林寺的壁上题诗呢?
从常理上推断,苏轼到庐山,写几首诗是正常的。虽然,他到庐山之初,是告诫自己不再写诗的(可能是“乌台诗案”留下的阴影)。据《东坡志林》“记游庐山”说,“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苏轼本来的想法,这次到庐山就是走走看看,少说多看,或者只看不写,但是名气太大,“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这么多粉丝看到大诗人来了,当然要围观要签名,要翘首以盼诗人的文采,所以不能不有违初衷了。不过显然,这样一首意蕴丰富的诗,不可能是初进庐山就可以马上写出来的,这需要一个准备和酝酿的过程,尤其需要灵感的触发。他到庐山后最早写的一首诗——“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意思就明白通俗,“我本来是个游客,好不容易有机会来一趟庐山,就是走走看看,可是这深山里也有我那么多粉丝,让我写两句,真是盛情难却啊。”在庐山的十多天里,一路上的美景让诗人的诗兴被激活了,手痒痒,不得不发,不能不写,“最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此可见,这首诗是他行程即将结束时,在对庐山的总体观感近乎饱满的基础上,忽然间有感而发的,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显然还“身在此山中”。
那么,又是什么直接触动了苏轼的灵感呢?或者,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首诗为什么题写于西林寺墙壁上,而不是东林寺的墙壁?陪同苏轼到西林寺的总长老,是东林寺的主持,照理说,那这首诗应该是题写给东林寺而不是西林寺,苏轼在西林寺写下这首千古好诗,是不是也与西林寺“有缘”呢?
元丰七年的这次庐山之行,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由黄州到汝州,正好可以经过庐山,黄州在湖北,沿着长江下行过江西,当时苏轼的弟弟苏辙在江西筠州任上,所以正好借此机会,既可以和弟弟相聚,也不妨到庐山一游;二是久闻庐山大名,自东晋以来庐山就成为FU教圣地,苏轼和很多FU门中人结缘,深受FU教熏染,所以对这座声名远播的FU教名山,当然是不会错过的;三是心系着陶渊明,苏轼最喜欢的东晋诗人陶渊明,当年就生活在庐山脚下,过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苏轼当然也要看看陶渊明心目中的这座“南山”是如何“悠然”的。
那么,西林寺和陶渊明“有缘”么?西林寺坐落在庐山西北麓的香炉峰下,香炉峰就是李白写“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那座峰,这座寺庙和陶渊明的家族还真有关系。查阅史料,西林寺最早是沙门竺昙现修炼的一处草舍,圆寂之后由弟子慧永承继。公元377年,以清散之风著称的名僧慧永自襄阳南下,途经庐山,受到当时的江州刺史陶范的热烈欢迎,为恭请慧永在庐山常驻,陶长官特意在香炉峰下为慧永修建西林寺,供其在此安禅弘法。这座西林寺“长廊绕涧,斜砌环池。”唐宋以来,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唐玄宗赐建石塔(浮屠),宋太宗赐寺以“太平兴国乾明禅寺”额(西林为禅寺肇基于此),宋真宗景德年间,勑建殿宇廊庑,一时鼎盛。当初修建这座寺庙的陶范,从辈分上讲乃是陶渊明的舅公(陶渊明父亲的舅舅)——逯钦立先生在《评陶渊明——<陶渊明集>校注代前言》中说到陶渊明的谱系,“他(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开国功臣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已成为东晋贵族。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他的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陶侃生了17个儿子,这位创建西林寺的陶范,是陶侃的第十子,而做过武昌太守的陶茂,是陶范的弟弟。苏轼对陶侃有“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的评价,到了庐山,既然知晓了此事(想来这段历史,苏轼是清楚的),当然是不能不来,来之,则不能不写,写之,则不能不与当年生活在庐山脚下的陶渊明,做一次深情的凝望也。
所以,在这首诗,不仅仅是苏轼与身边几位大德禅师的随意机锋,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视为两位大诗人间的一次隔空交流,“我今天来到你当年日夕相见的庐山了,可惜我没有看清庐山的真面目。因为我是‘身在此山中’,不像你,可以‘结庐在人境’,有那样的闲情采菊东篱悠然‘见’南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