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分量和意义。丰子恺先生的这幅“昔日欢宴处，树高已三丈”，是他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在面对故乡石门“缘缘堂”废墟时的心境——“如今只剩下蔓草荒烟，只能招待我们站立片时而已。”（《胜利还乡记》，1947）

先生一向喜欢替自己的居室取名，如1922—1924年在春晖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抗战时期漂泊西南天地间，在遵义南潭巷里有“星汉楼”，在重庆郊外住“沙坪小屋”，抗战胜利后在杭州静江路（现北山路）85号的“湖畔小屋”，1949年后在上海陕西南路长乐村的“日月楼”。这些命名，承载了他在“人境”的生存处境和生命意境，也绽放着他徇烂的艺术人生。在所有这些居室名中，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缘缘堂”，于先生最亲密关联的，应该也是“缘缘堂”。

“缘缘堂”之名，也是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的因缘所结。1927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在丰子恺30虚岁生日这一天，他正式成为一名佛家弟子，皈依仪式是由弘一法师主持的，地点就在上海江湾镇立达校舍永义里的丰宅，法师为丰子恺取法名为“婴行”。丰子恺又请求法师为自己的寓所取名，弘一师让他在小方纸上写了几个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摩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就将寓所取名为“缘缘堂”，法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永义里的寓所中。这便是缘缘堂名称的由来。但当时丰子恺在永丰里的居所十分简陋，并无“堂”之实。…1933年春天，丰子恺在故乡石门镇建成了一座像样的宅院，由此给“缘缘堂”赋以真正的形。（《我的父亲丰子恺》，丰一吟 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P87）丰子恺在“缘缘堂”生活期间是创作的丰收期，他利用堂内的各种藏书，在乡间安谧宁静的氛围中勤奋著述，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小品、文艺论著；绘出了众多的漫画，仅在这期间出版的漫画集、随笔集、文艺论集就有二十余部。（《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录》，陈星 著，中华书局，P47）更难得的是，“在这5年里，丰子恺不担任任何教职，只是赋闲在家，写文作画则从不停息，他不必再东搬西迁，可以与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我的父亲丰子恺》，丰一吟 著，团结出版社，P10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桐乡石门湾也不能幸免，“石门湾是游击区，房屋十之八九变成焦土，住民大半流离死亡。”“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旬，寇以迂回战突犯我故乡石门湾，我不及预防，仓卒辞缘缘堂，率亲族老幼十余人，带铺盖两担逃出火线，迤逦西行，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新喻、萍乡、湘潭、长沙、汉口、以至于桂林。”（《缘缘堂随笔》，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P223）闻知“缘缘堂”毁于战火的消息，先生先后写了《还我缘缘堂》（1938）《告缘缘堂在天之灵》（1938）《辞缘缘堂》（1939）三篇文章，以慰故园之思。

1947年5月间，丰子恺专程回了一趟石门湾，在昔年的“缘缘堂”废墟前伫立良久，“只有一排排墙角石，肯指示我缘缘堂所在之处，我由墙角石按距离推测，在荒草地上约略认定了我的书斋的地址，一株野生树木，立在我的书桌的地方。”“这一晚，我们到一个同族人家投宿，他们买了无量的酒来慰劳我，我痛饮数十钟，酣然入睡，梦也不做一个。次日就离开这销魂的地方，到杭州去觅我的新巢了。”（《胜利还乡记》，载《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P305）

“缘缘堂”后来没有在先生手中重建，似乎在冥冥之中，也是聚了散了而已，正如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凉如水”的漫画意境。我们到这世间来一趟，住在哪里？经历了什么？遇见哪些人？用佛家的说法，都是一个“缘”字，缘起论认为世间上的事物(一切有为法)非凭空而有，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靠种种因缘条件和合才能成立，一旦聚合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归于乌有了。

丰子恺先生在《家》（1936.10.28）一文中，先是比较了“在南京的朋友家”，暂时居住的“我的旅馆”，“我在杭州的别寓”和“故乡的缘缘堂”，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四大的暂时结合而形成了我这身体，无始以来种种因缘相凑合而使我诞生的地方。偶然的呢？还是非偶然的？若是偶然的，谁是造物主呢？我须循着了他，向他那里去找求我的真的本宅，真的归宿之处，真的家。这样一想，我现在负着四大暂时结合的躯壳，而在无始以来种种因缘凑合而成的地方暂住，我是无‘家’可归的。既然无‘家’可归，就不妨到处为‘家’。”（《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P184）正如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2023.06.05，阅读丰子恺先生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