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这是我们观察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但问题在于，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观察和分析人类历史变迁时，首先需要判断的是，这种变迁是否和自然界一样具有内在的稳定的必然性？如果我们承认历史进程也有客观规律性，那这种规律性能否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和利用？其次，近代以来“理性精神”得以张扬，人类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理性越来越显示其巨大的力量，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使大多数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认可“理性精神”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和运用，相信历史也是可以像自然一样被“理解”的，因为历史运动也有其普遍秩序，即真实的规律系统（P101），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所有的事件（人的行为）都发生在一个可以发现的、统一的、不变的模式中”（P101）；最后，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运动的规律了解了自己身在何处，接下来该往哪里去？并进一步为人类的未来作出美好的设计，描绘一个灿烂的前景。伯林认为，大多数学者相信“历史服从自然或超自然的规律，人类生活的每一个事件都是自然模式中的一个因素，这种观念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的起源。”“形而上学与科学有重要的亲和性，亦即这样的观念：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必然是物质的存在，因此都是可以用科学的规律解释的。”（P108）

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由各种具体的物质载体聚合而成的，历史决定论是从“人的行为动机”入手分析的。就历史运动而言，我们肯定人是行动的主体，人的活动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存在物所不同的是，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并要为自己的动机所产生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这种“动机”是什么？对历史进程中“人的动机”分析，有两种不同视角，第一种视角是着眼于“动机”本身，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个体的行为动机，另一方面是群体（社会整体）的动机，即某一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可以识别的个体的愿望与意图的结果，而是大量的不具体的人的愿望与意图的结果”（P097），恩格斯称之为“历史的合力”。第二种视角是影响或决定“行为动机”的外在因素，关注“使人的行为实际上如此这般的那些原因”，这些原因大多数超过了个体的可控制范围，如自然环境或生活习惯对人的影响，基于种族、民族、阶级的文化环境或文化基因对人的影响，甚至是某种绝对的“精神性实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的控制（P097）。不同的思想家在观察和分析“如何决定”的问题时，着力点当然是不同的，在Mark看来，“人的行为的‘真实的’（或‘深刻的’）原因并不在于个体生活的特殊环境，而在于这种及其多样的生活与其自然及人造环境之间的无所不在的交互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P099）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按照（历史）决定论的一般解释，它们都同意：“世界具有某种方向并受规律支配；通过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种方向与这些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发现的；更进一步，只有那些认识到个体的不管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的生活、性格与行动受到他们所属的更大的‘整体支配’的人，才能把握到这些规律的作用；正是这些‘整体’的独立演化，才构成所谓的‘力量’，而根据这些力量的方向，真正‘科学的’（或‘哲学的’）历史才能被阐明。”（P114）也就是说，“要发现特定个体、群体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别的方式行动、思考和感受，人们必须首先寻求理解这些‘整体’的结构、发展状态与方向，如个体所属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制度；一旦‘整体’被认知，个体（或者他们中最具有代表性者）的行为就几乎能够逻辑地推导出来，而不是构成一个独立的问题。”（P114）当然，只有那些伟大的先知或思想者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隐晦地表达出来，并据此为历史的进步作出谋划行动，“那些比其他人对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有更清楚与更深刻理解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表演得更大胆更有效；他们是天生的领袖。其他人（芸芸众生）被他们的小我的利益引导，无视或忘记他们是一个连续或阵发性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他们受到迷惑，从而假定他以及他们的同道被永远稳定在某个固定不变的层次。”（P114）

显然，那些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是基于这样的意图和目的：一方面为历史的发展或人类的未来指出一个“光明的前景”，相信人类正走在向着“天堂”的阶梯上，另一方面提醒每一个人都能够自觉认识到个体的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与地位，并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承担起“推动历史进步的责任”。但伯林却基于“自由选择”提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按照历史决定论，个人在历史的进程中无所谓善恶，因为无论他从个人的立场上作出何种选择，实施何种行动，都是受制于一种更大的必然性的驱使，无数个体（无论是伟大的英雄、英明的领袖，还是渺小的普通人）看似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都只是历史的“客观意志（绝对精神）”的必然表现而已，个体的历史的进程中也就无需承担什么责任了，“原罪因此被转移至一个非人的层面上，以往被称之为邪恶或不公的行为，在一个更‘客观’即更大的背景下，被视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这个进程负责为我们提供价值尺度，它本身则不能用这个尺度来判断，以这种新的眼光看，它们便不再是邪恶，而是正确与善的——因为它是整体（的历史进程）所必需的。”（P129）

“理解就是解释，而解释就是辩护。”观察今天的世界，仍然遍布战争、贫穷、罪恶、贪婪、肮脏……历史并没有历史决定论的设想，沿着光明的、美好的、进步的阶梯前进，“我们知道得越多，卸下选择的负担时的宽慰就越大；我们因为被人没有避免应该避免之事而原谅别人，也因此而原谅自己。在选择似乎特别苦恼、强烈坚持的理想无法和解、冲突无法消除的时刻，这些学说（决定论）显得特别安慰人心。我们通过否认其实在性而摆脱道德困境；通过把我们的目光移至更大的整体，我们就使这些整体为我们承担责任。我们所失去的只是幻觉，同时还有痛苦而多余的负罪感与悔恨感。自由令人讨厌地包含着责任，卸下自由与责任的双重负担，在许多人的心灵中，是受欢迎的快慰之源。”（P131-132）

推荐阅读：《自由论（增订版）》，[英]以赛亚伯林 著，胡传胜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2023.01.11，阅读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