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散文)

孙柏昌

那是１９７０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月亮很圆很亮。

空气中散漫着小麦成熟季节特有的干燥与香甜。

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落饶阳县的豆店村，我和陈复庵教授站在打麦场的月光里。

“毕业后，准备做点什么？”他问我。

他问得我很温暖。因为，学院领导已经明确宣布，我们那个曾经辉煌于京华的学院已经变成河北的一所普通院校，学生分配目标也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了。一个连自己的去向都不知所终的教授，还能够想到自己的学生。

“当中医。”

“为什么？”

我告诉陈老师，我已经买了些中医书籍，已经自学快两年了，会背３００多首汤头歌了。而且，中医是不需要任何仪器、设备，望闻切问就可以了。

他点点头，觉得还行。

晚上，我们就睡在打麦场旁边的闲置了许久的老屋里。地铺，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我很幸运，正好睡在两个巨人的中间。左边是陈教授，一个著名的俄语翻译家。因为他晚上会打很响亮的呼噜，只能睡在最边上。先前我们同住在县城的一个中专的教室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呼噜，行李被一个同学扔出去了，最后被迫转移到另一个教室了。右边就是刘汉鹏教授，他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能够用英语教授国际法的教授。尽管我睡在恼人的呼噜声中，但仍然感到很幸运。因为那呼噜在我的耳边响了一生。直到今天，在我有节奏的每隔十天就会深度失眠一次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陈教授和他那雄壮得震耳欲聋的呼噜。

陈复庵教授有三个显著的与众不同：一，他是整个学院唯一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教授；二，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大腹便便；三，他说一口与自己的大腹便便完全不匹配的特别尖细的上海话。

他很自负。他知道我喜欢读小说，也读过许多苏联的小说。他就主动向我推荐自己翻译的书：看过吗？《白桦》、《白焰》、《驱魔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看见我正在读《暴风雨所诞生的》，打开封面后说：

“去！马上去图书馆，换我翻译的那本，比这本好多了。”

他的上海话尖细得让你不容执拗。

其实，那时候我读小说，根本就是看故事，哪里还能深入到品评翻译水准的层次上。我嫌麻烦，并没有遵从他的意思。第二天，刚巧又被他发现了：

“你怎么没换呢？记住要读，就读最好的。懂吗？”

他的自负有时真的让人很难接受。

不过，我还是觉得他的自负是有理由的。一个只读到高中的人，完全靠自学，不仅译著等身，而且还自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整天坐在沙发上背单词，汗水把沙发都浸透了。他一天能够记５００个单词。后来，我教中学的时候，试图像他那样，把自己木头椅子坐湿。椅子倒是湿了，可是，最多一天也只能记住１２５个。

我毕业离开那个风沙弥漫的小县城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

“不论境遇怎么样，都要做点事。别让青春时光白白渡过。”

我知道，他说过我聪明的话。我们在那个小县城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下十几盘围棋。胜负率为３０％。他赢的多。在棋盘上，我们经常吵得面红耳赤，有时，我还会把棋子全都扫到地下。玻璃棋子在地上叭叭乱跳。我们怒目相向。尽管棋盘上如仇敌，下完棋，我们就和好如初了。

毕业后，我们天各一方，也很少联络。

当学院终于恢复办学时，我接到他的一封挂号信，寄来的是我的毕业证书。

后来，我去北京专程看过他一次，又在学院５０周年校庆时见过。那时，他也知道，我并没有去搞什么中医，而是写小说了。

“出书的时候，送我一本。”

“当然。”

那一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的年会时，是带了自己的小说集的，准备送给陈教授。

会议间隙，我去了他的家——３０７房间。

我轻轻地敲着门。许久，没有回应。

直到惊动了对门的一位女士：

“您是找陈教授吗？他不在了。去年春天。”

他不在了。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眼睛了潮润了。

复庵老师不在了。

去年春天，我的书已经出版了。

为什么不马上给他送来一本呢？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