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血压标准应拿出证据来
关键词：高血压标准
实验证据
2022年11月13日《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制定者要将《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140/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标准修改为130/80毫米汞柱的标准，由于制定者拿不出自己做实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且引起过去因为高血压前期正在非药物治疗观察期的患者们的恐慌，又会急剧加重各地医保局的负担。所以，《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发布“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标准”后原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就提出了质疑。2022年1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叫停本次改值改值，使“130/80毫米汞柱”的中国高血压标准成了世界心血管病防治领域执行时间最短的高血压标准。
众所周知，高血压标准是由无数高血压患者用死亡的代价换来的，如果修改高血压标准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得到认可的。执行了25年之久的140/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标准肯定有问题的。因为1998年各国专家仅凭各国心血管病猖獗的现象，在没有基础实验依据的情况下集体创作出了140/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标准。现在我们面对中国291/10万的高血压相关疾病高死亡率早就应该修改高血压标准了。
正是美国医生也不知道高血压相关疾病高死亡率的问题出在哪才有了2009年开题SPRINT实验，也正是试验中发现了血压降到140毫米汞柱的人群比12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人群死亡率高出了25%才提前2年结题叫停了该项实验。他们提出为了在实验中死去的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将140/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标准降到了120毫米汞柱，但是受学术分歧意见的影响直到2017年底宣布将血压标准降至130毫米汞柱。
实际上，美国医生实验的出发点是对的，实验的结果也是令所有人满意的，实验采用在国际140毫米汞柱高血压标准框架内分组进行的方法也是符合国际医学伦理道德的。140毫米汞柱组和120毫米汞柱组观察目标相差了20毫米汞柱标准的差异是容易观察出死亡率差别的。
早在1999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对血压下降10毫米汞柱标准取得的效益将已经有了定论，更何况是将血压下降20毫米汞柱标准的差异。所以，得出140毫米汞柱和120毫米汞柱的两组间死亡的差异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由此引发的降低标准是对的。但是，如果分成140毫米汞柱标准和130毫米汞柱标准的两组来观察死亡率，在近万名高血压患者的试验中未必会得出那25%死亡率的差异，这就是西方SPRINT实验设计的高明之处。
《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制定者们目前肯定拿不出这样几年的实验依据。重新设计这样的实验再用几年的时间中国高血压实验死亡人口再论证西方的实验结果也是不现实的。尽管年轻的医生赞成降低标准减少心血管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在教科书没有改动前是行不通的，可能会遇到恶意投诉在法律面前败下阵来。
面对新老专家团队就10毫米汞柱对垒进退两难的境地有没有不以伤害中国高血压患者生命为代价的试验来论证降低高血压标准的解决办法呢？有，调用30多年前多国参与的莫妮卡实验数据，用身高的参考标准重新统计实验结果就行。在2015年美国SPRINT实验结果发表后我在博客文章中就谈过这一观点。退一步来说，我国学者根本用不着套用西方实验用死人数量的多少论证10毫米汞柱标准的差异就能解开人类高血压标准的谜底。人体的基本物理学现象没有必要扩大样本量再用死亡人口多少的“P”值就能水落石出的。
2008年我在《健康报》提出了“身高血压值标准”后本以为患者都理解了的大人的血压一定会比婴幼儿高之一简单事情医生们更容易理解的。但是，学术界没有反应。2011年4月17日我应中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的邀请在国家会议中心介绍了“身高血压值标准”后，学术界仍没有回音，我知道这是需要证据的。随后我联系了北京安贞医院的赵冬教授，希望将我国莫妮卡监测实验的数据重新按照身高的影响因子再进行统计学处理，这样至少会得出1.50米身高与1.90米身高的人对执行统一140毫米汞柱高血压标准出现的显著差异。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莫妮卡实验是由北京安贞医院牵头完成的。资料存在安贞医院和位于芬兰的世界卫生组织资料统计中心，即便国内资料丢失我们也是有权向世界卫生组织资料统计中心申请调用的。但是，因涉及到两个单位间的知识产权问题没有谈成。
实际上在中国每年数百万患者面临死亡的问题上知识产权是一文不值的。30年前中国卫生统计学家汤旦林博士讲课时承认了在医学统计学领域的中外差距。用国际SAS、SPSS软件处理死亡人口大数据方面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如果仅仅能公布每年死亡人口数，年龄、性别、城乡死亡人口差异，有现在各地的死亡信息直报系统，有高中毕业生的水平就足够了。
医学统计学应为临床医学服务，中国每年高血压相关疾病死亡了几百万人口，现在医疗条件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人均寿命仍排到世界50名朝后肯定有节点问题没有找到。所以，如果将“身高”因子带入莫妮卡调查资料会抛砖引玉的，也是现在诸位院士能够办到的事情，没有令人信服自己国家实验的数据是寸步难行的。
如果现在的院士们想改《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最需要改的是高血压用药前的观察期。原发性高血压不能根治是医学界的共识，强调用各种非药物治疗的手段一拖再拖解决不了高血压遗传基因问题。几亿高血压患者为了等达到西方心血管病死人生前的血压平均数使每个患者病情重了再治有图财害命之嫌，也是人群高血压防治领域显而易见的错误。如此说来提倡“缩短”或“取缔”高血压用药前的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观察期降低我国“难治性高血压”的发生率纠正老一辈医学家的错误认识可能比这次的“降压标准”之争容易一些。
另外，降压药物的副作用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前不久一位最高血压200/120毫米汞柱1988年10月开始服硝苯地平、阿替洛尔、氢氯噻嗪三种降压药患者的家属说，老人2020年95岁离世临走之前手里还攥着这几种小药。因为家庭生活经济条件优越曾经改了几次省事的高档降压药血压都降的不理想32年来只能是硝苯地平、阿替洛尔、氢氯噻嗪终身服药了。所以，危言耸听的药物副作用令医学老专家们谈虎色变一再延迟对高血压前期患者用药担心就是“杞国无事忧天倾”了。防微杜渐提倡早期药物治疗比盯着西方死人生前血压平均值更重要。
“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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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3 20: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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