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你的“猴人”，别再离开

文  比尔·波特    

要回家了。尽管一路上已经寄了许多包书和茶叶回去，上飞机时，两件托运行李里仍然塞满书和茶叶。为了写这本书，它们都不可或缺。
台北中正机场，华航班机。目的地：西雅图。从台北去美西的这条航线我飞过大概不下十几次。飞机高悬在太平洋上空三万英尺的某个地方时，我总会想起当年第一次从美国西海岸飞赴台北时的情形。
那是1972年9月1日。父亲开车送我去洛杉矶伯班克机场，我从那儿先飞旧金山，然后转机飞台北。他给我买了张单程机票，估计钱是我波琳姑姑或者宝琳姑姑出的。那时候，父亲已经破产很多年了。他早年挣下的万贯家财，全都在与我母亲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里捐给了离婚律师。从那之后，他主要靠我这两位姑姑的救济度日。
伯班克是北好莱坞郊外的一座小型机场，当年，送机的人们可以一直送到登机口，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检完票，转身，挥手告别，然后走向停在外面的飞机。登机时间到了，人们纷纷起立排成一队。这时，站在旁边的父亲突然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塞进了我的口袋，加上兜里自己的十三块钱，这就是我去台湾时的全部财产。不过，那时候也并不觉得揣着十三块钱和一张单程机票飞赴大洋彼岸这事有多不靠谱。我是打定主意去台湾的寺庙出家的，要钱干吗？而且，我当时也没打算回来，至少没打算很快回来。
出发前一天，我去医院和奶奶告了别。她那会儿已经有一百零二岁了，因为患上肺气肿才住进医院。小时候，我基本上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后来上了好莱坞的军事寄宿学校之后，周末也常跟她还有两个姑姑一起过。她们住在格伦代尔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我每次去就睡客厅里的折叠沙发床。宝琳姑姑结过一次婚，婚后的第二个星期她就搬回了格伦代尔的公寓。她们喜欢凑在一起看电视里的职业摔跤比赛，还有轮滑比赛。奶奶有吮含无烟烟草的嗜好，所以房间里总是放着一个用咖啡罐做的痰盂。在家里，奶奶负责做饭，姑姑们则每日沉浸在爱情小说里长吁短叹。壁橱里堆满了她们的这类精神食粮。
我父亲这边的家族成员都是外表豪放内心婉约型的。他们从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的农场里长大。后来，父亲在底特律出了事，奶奶才把农场卖了，举家迁至底特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几年前，父亲跟他的几个表兄弟聚在一起，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他们从阿肯色一路往北抢，没过多久就被警察掌握了动向。最后在底特律，警察提前埋伏在他们要下手的那家银行，将这伙亡命之徒一网打尽。表兄弟们全部被当场击毙，唯独父亲捡了条命出来，只被打伤了膝盖。就这样，父亲下了大狱，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来到底特律。波琳和宝琳当年都是美女，而且作风大胆。她们在州长常去吃饭的凯迪拉克大酒店谋了份服务员的工作，然后设法接近州长，最终说服了他帮父亲减刑。
六年以后，父亲出狱了。奶奶出卖农场所得的收入里也有他的一份。于是他用这笔钱买下了得州一家酒店的承包经营权，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酒店越开越多，没过多久，父亲就把全家搬到了加州。他在洛杉矶娶了我母亲，然后就有了我。那个时候，父亲的钱多得就像大风刮来的。我曾经一度以为那些钱都是他自己印的。已经是连锁酒店老板的他经常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不着家，所以大多数时间我是跟着奶奶过的。在医院告别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是今生见她的最后一面。奶奶当然也明白。
从医院里出来，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不觉走进了奶奶家楼下的一个小公园。百无聊赖之际，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从兜里掏出一副袖珍象棋，准备自己跟自己杀一盘。旁边另一张公园长椅上坐着个流浪汉，他看我在摆棋子，便走了过来，自告奋勇要求对弈。
他说他是个臭棋篓子，随便玩玩而已，其实我也是。我说，这棋是我刚买的。明天我就去台湾了，而且是住在寺院里，寺院里什么样我现在一无所知，如果实在无聊，就指着这副棋解闷了。流浪汉一听说我要去台湾，居然眼圈红了。他一下把头转了过去，我还以为他要站起来走路，可他只是转过头去不让我看见而已。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把头扭了回来，给我说了段故事。
二战期间，这哥们是名战斗机飞行员。一次空战中，他的飞机在菲律宾上空被敌方火力击中，于是跳伞逃生。他的下方是一片热带丛林，降落伞一入丛林，就被数十米高的树冠挂住，人直接撞在树干上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到有人抬着他在路上走，但紧接着又昏迷过去。再度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用树枝和棕榈树皮搭成的窝棚里，周围出现了一群身材矮小，皮肤棕黑的人。他们全身赤裸，只在下身盖着一小块布。他刚想动弹，就立刻疼得差点又晕过去。原来，降落的时候他摔断了一条腿，还有好几根肋骨，前额划开了一条极深的伤口，鲜血流了满脸。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眼前这些也在盯着他看的人们，觉得像是在做梦。
等到终于能稍微活动了，他抬起头，往窝棚外面看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在地面上。窝棚居然是搭在丛林里几十米高处的树冠中间。他说，他的救命恩人是菲律宾的“猴人”。他们对他悉心照料，直到他伤势痊愈，能够自由行动之后，又教他如何在丛林间上下，有时候还带他去打猎。负责照顾他的一位女性后来成了他的伴侣。他在树冠上住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渐渐觉得自己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了新生，再也不想离开了。
有一天，他又跟着一群男性“猴人”外出打猎，突然间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他的同伴们惊恐万状，纷纷爬上树梢躲避。但他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所以并不慌张，反而循声摸索前行，最后在空地上发现了一支美军小队，他们跟在一辆推土机后面，正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他激动地跑上前去，述说自己被击落后得救的经过。小队的指挥官于是将他收编，并保证把他送回原来的部队。然而，重新找到组织的喜悦过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将离开丛林，并再也回不去了。他对指挥官说，自己需要再回去一趟，去和自己的救命恩人告别。不料，指挥官听罢哈哈大笑，命令他废话少说，又让手下去帮他找两件军装穿上。指挥官说，如果不听从命令，他们有权将他视为逃兵就地正法。
就这样，他跟着美军小队走出了丛林，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很快，战争结束了，他也回到了美国。自始至终，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被击落的。回国之后，他试着打过几份工，但他觉得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放弃了工作，开始流浪。我在小公园里遇见他时，他已经流浪了二十多年。他说自己将一直这样生活，直到死去。“也许眼前这座丛林和菲律宾的没什么不同。当流浪汉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一辈子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最后死在一间饼干盒一样的房子里。不过，当初我根本就不应该从‘猴人’的丛林里离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说，“如果你也找到了你的‘猴人’，别再犯和我同样的错误。”说完他便转身走开，回他原先坐着的那张长椅上去了。我也没了下棋的兴致，于是收起棋盘离开了公园。
回到父亲的住处，我开了瓶啤酒，坐在沙发上和他一起盯着电视一声不响。第二天一早我飞去台北，从此再没见过父亲。四年后的一天，海明寺的方丈交给我一封信，从邮戳上看，信是父亲去世前一天寄出的。他在信里说：你是不是该考虑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了。不久之后，我搬出寺院，开始翻译佛经和中国古诗。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没找到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顿飞机餐已经吃过，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从舷窗向外看，飞机正朝着太平洋海滨那些海蚀岩柱飞去。几分钟之后，我们从安吉利斯港上空飞过。前方，汤森港已然在望，就快要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