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尼尔·弗格森  编译   兰晓萌

对于我们这些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学这门沉闷科学的人而言，当前西方世界关于财政政策的争论令人沮丧—没有一个词比“沮丧”更贴切。
有人说，波旁家族什么都没忘记，也什么都没学会。同样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当代凯恩斯主义者。他们无法也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上世纪30年代犯下的政策错误，但他们似乎也没有从1936年以来经济理论界发生的一切中学到任何东西—那一年，被他们奉为圣经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
以漫画的形式来看，这场争论是这样子的：赫伯特·胡佛灵魂附体的凯恩斯主义者警告，美国仍有可能陷入另一场大萧条。他们称：最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莫过于过早收紧财政政策，而这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连任后犯下的错误。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财政刺激。
反凯恩斯主义者反驳，美国的财政政策已经步上不可持续的道路。目前的赤字已经达到GDP的10%以上，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在更有可能发生的“可选择财政情景”下，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今年的62%在2021年前上升至90%。卡门·瑞恩哈特和肯尼思·罗格夫在今年稍早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警告称，如果债务负担超过GDP的90%，就有可能导致增长减速，通胀上升。
凯恩斯主义者回敬道，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左右，几乎不存在任何通胀恐慌的迹象。反凯恩斯主义者则指出，债券市场的抛售很少是渐进的，只需一个坏消息，例如信用评级下调，就能触发一轮抛售。并且，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仅仅是通胀。美国债务的外国持有者（占公众所持联邦债务的47%）担心未来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违约。
凯恩斯主义者说，“债券义勇军”纯属虚构。反凯恩斯主义者（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为代表）则说，真正虚构的是凯恩斯乘数，即所谓能将财政刺激转化为对总需求数倍的提振。恰恰相反的是，超大规模的赤字正在削弱商界的信心，特别是这意味着未来会增加税收。
于是，在盛夏三伏天到来之际，各方辩论甚嚣尘上，惹得财经媒体心花怒放。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根本不是一场关于经济学的论战，而是一次对历史的争论。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时，赤字已达到GDP的4.7%，到了1934年，上升至5.6%的高峰。二战爆发前，联邦债务负担仅略微上升。正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及其他参战国）开始采取2007年以来的那种财政扩张。因此，今天的情形更接近上世纪40年代，而非30年代。今天是没有战争的世界大战财政。
但现在与40年代仍存在巨大差别。首先，美国当时通过发售战争债券，利用国内储蓄为巨额的战时赤字融资。第二，战时各国经济本质上是封闭的，因此不存在财政刺激外溢。第三，战时各国经济中的产能为最大化，政府不得不对私人部门施加各种管控来防止通胀。
如今的赤字规模堪比战争时期，但此时的美国却严重依赖外国债权人，特别是正在崛起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公众所持联邦债务的11%）；此时各国经济处于开放状态，美国的财政刺激最终可能会让中国的出口企业受益；并且，此时的产能严重过剩，通缩的威胁大于通胀。
这些情况以前一起出现过吗？当然，早在凯恩斯还没有出生以前，阿根廷、委内瑞拉等许多虚弱的政府都曾试验过在和平时期实施巨额赤字，以找到避免艰难抉择的方法。试验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收场。要么是外国债权人遭到违约的欺诈，要么是国内债权人受到通胀的剥削。当经济增长疲软，这种情况可能会来得慢一些，但是，央行的货币创造必然将在某个时候引发通胀预期骤然上升。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写了一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篇论文可谓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英国）历尽艰辛才发现，赤字救不了他们。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需要采取激进的补救措施。回顾中欧上世纪20年代—又一个战争导致债务激增的时代—萨金特证明，只有非常果断的政策“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足以改变通胀预期。
那些将信心比作童话中的“仙女”的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也未能从数十年有关预期的经济学研究中学到什么。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次危机中学术界最大的赢家是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而人类的心理波动是该学科的核心。
对大西洋两岸的调查为此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证据。人们对于和平时期却拥有与世界大战时期的规模相当的赤字感到紧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无法实现其财政方面的承诺”。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出担忧日益加重的相似情景。
医治这种担忧的办法只能是萨金特30年前提出的政策体制变革—撒切尔和里根政府曾成功地施行了这种变革。和今天一样，当时的政府也面临着选择—不是刺激和紧缩的取舍，而是在提振私人部门信心的政策与扼杀这些信心的政策之间做出选择。
【编者按】
美国政府为期2年的814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将于12月31日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两个月前发表看法认为有必要进行新一轮刺激，规模为8000亿美元。但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of Economic Research)发言人在9月曾表示，美国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已于2009年6月结束。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多名官员10月19日说，美联储即将采取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其中一名官员说，定量宽松将达每月1000亿美元规模。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美联储动用美元购买各类债券和不良资产，其实质就是开动印钞机的替代说法。此举必将引起美元进一步贬值。　　
针对这一货币政策，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克鲁格曼和《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的作者、哈佛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双双出席了10月13日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Knowledge Forum)。论坛上，他们就如何复兴美国经济的问题开展了一场辩论。
克鲁格曼认为奥巴马政府应当迅速采取第二轮经济刺激。但是弗格森则发表相反意见，认为这样做会引发美国经济的“债务漩涡”。他认为风险在于某种程度上，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在投资者眼中是缺乏信用的表现，因此不久经济便会陷入利率上升、赤字扩大、信用破碎继而利率再上升的“债务漩涡”中。
克鲁格曼反击说：“实际上我们从未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1万亿美元的借款会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产生什么影响？目前的经济刺激规模效果并不明显。”
弗格森认为美国过多的财政支出会恶化现在并不景气的财政状况，可能会使投资者信心下降，并且美国的债务状况比希腊还要严重。克鲁格曼表示反对，他认为市场并无迹象表明债券持有者会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