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高兴”的高兴

共和联动CEO张小波：民营出版人身份焦虑解除，中国图书市场还有十年的发展机遇。

文/本刊记者  冯昭

虽然监管机构对民营出版业的“松绑”刚刚开始，但张小波早已是业内“大佬级”人物。
2009年上半年，有两件事再次把张小波送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是他一手策划的《中国不高兴》，出版仅一个月便销售出60万册，创下2009年单本图书发行量之最；二是随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张小波旗下的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率先与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合资1亿元，成立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启了中国出版业公私合营的先河。
“虽然受到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的冲击，但随着出版业改革的深入，中国图书市场还有十年的发展机遇。”张小波告诉本刊记者。

发现“中国元年”

按照常规操作来看，《中国不高兴》的推出时间似乎并不明智：2009年3月，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谢幕，济南图书书博会尚未开始，正是市场淡季。然而，正是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段，《中国不高兴》一经上市便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品种，短短一个月便突破60万册销售量。
《中国不高兴》何以能够在市场淡季异军突起？这还要从2008年说起。张小波认为：“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无论实力展现，还是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展现出来了，例如：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扭曲报道、奥运火炬在西方的传递、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等等，都凸显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所以2008年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纪元式的年份。”
既然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自然有人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2008年10月，张小波和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宋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纪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小东、《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北京五洲传播中心《东方视点》工作室主编刘仰一行6人，在北京郊区的上庄水库，就中国的外交内政对谈了整整3天。
因为上庄之聚，便有了在2009年引起广泛反响的《中国不高兴》。他们的发言，被以速录方式整理归类，并分发个人修订、补充，最终分为“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主张”和“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三部分，通过对中国现实批判和中西关系的揭示，提出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的新主张。尽管6位作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大致层面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所要表达的主旨——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图书出版后，张小波相继给一些内地和港台记者邮寄了样书，撰写了书评文章，并在一些门户网站作了专题推介，与此同时，海外媒体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最初，我们也不知道这本书一定会畅销。像我们公司，每年会出版100多种图书，今年可能还要翻番，这其中卖不动的也有，如果不是这本书引起这样的社会反响，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可以大卖的。”张小波告诉本刊记者。
截至目前，《中国不高兴》已经重印了十几次，正版书销量超过80万册。这本书所引起的广泛反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小波在13年前策划、销量达400万册的另一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在内容上稍微粗鄙一点儿，因为它不是一本国际问题专家或者外交问题专著，而只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中国不高兴》则更有建设性，它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五十年以内或者一百年以内，中国的大目标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离这个大目标有多远？我把这本书定义为悲悯之作，它深感中国的缺失，你如果不在心中有这样一个愿景，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国家——而中国肯定不能碌碌无为。”张小波告诉本刊记者。
关于后续操作，张小波表示：“因为我们紧跟着还会有一些同样类别的书出来，它会形成一个产业链条，继续带动前面这本书的销售。还有一些80后的孩子写的时政类的书，都会陆续上市。如果这些时政类的书销售好的话，它的产业链也会继续拉长，但具体是否会超过《中国可以说不》，现在还不太清楚。”
“这只是图书运作的常态，关键是要有非同寻常的创意能力。”张小波告诉本刊记者，“图书出版应当归为创意产业，因此团队的创意能力最为关键，这种创意必须是非同于常规的，并且能够准确的对阅读群体的心理、购买力有比较准确地把握，而民营出版人恰恰是在市场摸爬滚打出来的，从选题确定、编辑制作、生产流程、推广发行到人脉的建立，我们都是一点点在实践当中积累起来的。同时，只有将丰富的实践和国际理念融合，才会打造成一个专业性强的、极具策划能力的出版团队。”

乐观“出版变局”

《中国不高兴》出版之后不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便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
“对于这个文件，很多人还是欢欣鼓舞的。它的意义在于我们通过整个群体的努力，终于获得了监管机构的认可，并且给予了一个具有高度的描述，这个时候回头看走过的20年，才会发现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张小波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这一政策比较稳定，至少以前那种‘临时’心态就可以消除了，可以放手制定一些中长期的发展计划。而在此之前，如果一个项目需要花费三四年时间，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做的，第一是资金链非常脆弱，第二你也不知道公司能够存在几年。现在来说，至少可以打消这个顾虑了。”
上世纪80年代，诗人出身的张小波从镇江市文联离职，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流浪，便开始了书商生涯。“当书商主要是为了谋生。当初想赚到一点儿钱以后，再回去写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做书商是比较痛苦的，由于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和政策的不明晰，我们对这种身份非常焦虑，做了十几年，一直在焦虑当中，一直在痛苦当中，每一年都想收手不干。”
虽然艰难，且一直游走于黑白之间，民营出版公司却早已撑起了中国图书市场半边天。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7年，全国出版物发行网点中93.6%为民营。而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测算，在教辅、少儿、经管等畅销图书市场，民营出版的市场份额达到了50%至90%。
然而，在目前出版体制的约束之下，民营书商还暂且没有自己合法独立的出版渠道。对此，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建议，采取包括资本连接、整合的方式，参与国有大型出版集团公司的重组，给民营出版工作室一个出路，给他们平台和发展机会，支持他们的健康发展。
所以，当民营出版合法化吐露曙光时，张小波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指导意见》中提到，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可以通过“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方式获取出版通道。文件发布不久，张小波执掌的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便与凤凰出版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合资1亿元，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由张小波亲自担任总裁。
“从比较乐观的方向看，国有出版社资金量较大，人才储蓄也比我们强，只要他们真正改制、转企，就会形成人才流动，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此外，我们有创意，国有出版社有资金和人才，这正是我们可以短板互补的地方。”谈到合作初衷，张小波告诉本刊记者，“新公司总投资是1亿元，凤凰出版集团是大股东，我们主要是以品牌等资产投资，另外，按照国有出版社必须要控股的规定，他们占51%，我们占49%，但是我们有经营自主权和人事调配权，董事长是他们委派，但总裁一定是由我们来指定。”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随着监管机构对民营出版业的“松绑”，在各类新媒体的冲击下，出版行业面临日薄西山的尴尬境遇。对此，张小波表示：“新公司会在以出版为主业的基础上，涉及多个产品线的开发，网络、影视都会涉及，同时加大广告投放。虽然在世界范围来看，出版业已经是夕阳产业，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纸质出版还是有空间的，但我们的黄金时间只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