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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内在危机

(2017-11-21 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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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存在

闻道

秩序

中国

分类: 元因哲学
                      儒家的学理危机


         儒家作为中国文化最大的,最高的学派,曾经被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整体性利用,作为高端文化何以把中国变成一个封闭的,松散的,保守的,毫无创造力的国度,在世界历史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却安心在自以为是的美好中,结果成为世界上落后的国家,在西方以科学技术的洋枪大炮袭击时,中国人还在以太极拳对抗子弹,这种文化的落差是何等惊人,而在没有西方科学技术进攻时,我们还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文明美好的国家。一切都是从比较而言的,世界是一个大的舞台,文明必须纳入国际舞台进行比较,孰是孰非,先进与落后就不言自明。
         儒家的第一个危机,就是学术上的“自命无证”,就是说,儒家以为是好的,美的,不是经过一个逻辑的证明,客观的认可,而是自我命名。这种自我命名必须依附于最高的权威,就是儒家的圣人,圣人是儒家自造的一个标记,至于什么是圣人,为什么是圣人?都是无需证明的,圣人之言,就是绝对真理,这就是学理性的危机。一旦圣人被作为一种最高智慧,最高的权威而凌驾于整个思想文化之上时,就是大众的愚蠢,只有在民智愚昧时才有所谓的圣人,还是圣人必须压制民智,以显示圣人?这里看到二者兼备。奴性就是儒家思想必要的,圣人必须压制民智,使民智陷入无权发言时才有所谓的圣人。儒家的仕的身份也是无可证明的。只要自命。儒家把自己的知识系统看成是最好的,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也是自命无证的。从此儒家开始了整个的命名,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不是证明,而是自我命名。
       儒家的第二个危机,就是实践上的封闭。一种被自命的东西是不是好的,最主要是实践,而儒家躲避的恰恰就是实践,因为一种自命美好的东西最怕的就是实践,从世界性的版图,儒家无法展开实践,只能闭塞国家画地为牢,以自我认识的局限性作为最大的,最好的,最高的,夜郎自大。儒家把文明的多样性看成是异端,只有周礼是最好的,其余的一切都被孔子删除,认为是异端。这样儒家进行学术上的单纯也就是一言堂之路。唯圣人之言为据。
         儒家的第三个危机,就是学术与政治的纠缠不清。儒家到底是一种伦理的知识,还是一种政治学?在儒家看来,这种伦理学的知识被道德化之后就是政治学。儒家就是把伦理学变现成一种单纯的政治,也就是家——国——天下都是以伦理方式展开的。孝道与忠实皇帝是一体,三从四德与各种政体是一体的,这实际是违反学术的逻辑性的。因为一种知识必须在自己的逻辑规定性中才能成为一种学科,而儒家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看成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神奇思想,天神天人混合的思想,这里实际是扭曲了许多的知识结构,许多的思想都进行不合理的跨界,这就是知识内在的危机造成各种观念跨越其自身的规定性,成为另一个领域另一个层次的含糊其辞的概念,而且把这样的学风看成是最大的知识——博识。也就是说儒家真正就是一种伦理学,不是政治学,更不是别的经世致用的专业性的知识。
        儒家的第四个危机,就是 严重的排他性。儒家自命无证的知识,只能在封闭状态下自我把玩,才能被看成是最好的,最美的,所以儒家拒绝佛家,甚至本土性的道家,以及外来的思想,这种学术的保卫战实际是自己的狭隘的表现。儒学的传统,就是蔑视一切别的文明方式,一切先进的思想才能把自己的思想看成是先进的,这就是道。道是儒家的核心,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也是儒家说不清楚的东西,到底什么是道,道的现实依据是什么,道的学术依据是什么?人道的多样性是什么,仁义道德是不是人道的全部?儒家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成为儒学的最高概念,在政治上就是“道统”,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实际是未能逻辑性展开,而只是一种悬置。得道与无道导致各种立场的混战,所以儒家的自命无证的知识为争辩和战争留下余地。历代的战争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不仁不义”,而到底谁是真正的不仁不义者?没有标准。
         综上所述,儒家仅仅是一种伦理学,是一种实践性的伦理学,如果把儒学看成是万能的,各种跨界的知识都用儒学,在现代的知识体系看,数学就是数学,化学就是化学,不能用数学和和化学治理天下。政治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也不能以经济学为政治学。知识的自身的规定性一旦是松散的,无序的,一方面是知识本身难以建构,一方面造成别的知识难以形成,用这种松散无序的思想经世致用也只有造成 各种现实的混乱。这不仅是知识的大忌,也是运用知识的大忌。
            知识运用必须符合知识的原则,知识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经验体系,这种知识必须是客观的,必须服从其内在的规定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对知识的客观规定性的肆意扭曲,以一种丧失逻辑性的推演任意跨界,造成各种知识本身的扭曲和各种思想的奇谈怪论。这是对知识本身的不尊重,对知识运用原则的蔑视。
         知识作为客观独立的经验体系,其自身必须具有严格的逻辑,一种知识必须具有本知识的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必须是必然性的,这样才能是真正的知识,对知识的运用,必须符合知识的原则,就是一种知识仅仅是在局限性中符合现实的,而不是是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知识是无条件运用的,也不是任何知识的建立是无条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也因儒家的危机而形成,圣人是一种被无条件夸大的人,圣人之言只能是非常人的智慧,一旦这里出现问题,立刻掉入神秘主义。这样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突兀性”,就是一种思想的出现是无条件的,不经过事实依据,也丧失理论性的依据,这也就是独断论,独断论只能扶持权威,这样形成一种学术性的腐败——一种人是无条件的,这种人的思想是无条件的,——这不符合知识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知识内在的演变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任意的,主观性的。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的内在的规定性,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追求知识运用的原则,儒家说,安分守己,但是儒学却不是安分守己的,儒学任意跨界,无条件推演造成许多知识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社会危机的前兆。 


                       儒家危机对文化的影响



             儒家“自命无证”的学风对后世人们的学习影响很大。主观因素较强。这种学风造成“学而时习之”不是考证性的学习,不是研究性的,而是重复性的。只要记忆背诵圣人之言不断重复就是学习。而权威树立的就是圣人之言无需考证。这是教条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随后的历史文化典籍中,不加考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只要是人云亦云,传统如此,后人就无条件如此,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以虽然中国文化的历史漫长,但是主要的还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一些原创性的文化,在后世一直再无创造性的学者和思想。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一以贯之”。补充儒家这个缺陷的是“格物致知”,这似乎是一个知识性的出路,要从现实依据中得到知识, 但是儒家的许多思想丧失真实的基础。比如“为天地立心”,这里的依据是什么?以何种知识和能力作为天地之心?这里没有前提。对此陆九渊说,孔子的话是“断头话”,学而时习之,是学什么?这样也形成后世的各种思想是“突兀”的,没有前后的联系性,这种突发奇想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丧失前提,也就是原因的缺位。比如孔子对学生昼寝,不问原因,只是说,朽木不可雕也。这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不问原因。在描述中,没有原因。
          这种现象也成为中国人的习惯,一种原因空白。实际所谓的“思”,就是对原因的追溯,对结果 的预见。没有对原因的追溯,思实际是虚假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缺失“为什么”这个思的最核心的因素。因此也就没有思。孔子对别人质问鬼神之事,仅仅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这是回避主要的问题。没有本源性,各种思想都是“突兀”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也因为中国文化的哲学属性淡化,各种思想的来源也是虚设的。一般古人是“吾闻”“古人云”,现代人是“俗话说”,这算是前提依据吗?这个依据是真实的吗?不是。因为思想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恰恰就要杜绝上述几点。缺少“为什么”,导致思想行为缺少依据,也就是合法性。比如陈胜吴广“突兀”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种突兀的话,因为没有对原因的真正的追溯。
          就现实而论,一种行为“为什么”要如此展开?目的性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这是理性的表现。传统文化故意对目的性和原因的漠视,一种是“英雄不问出处”,一种是 突发奇想的思想不问原因。这种习惯与佛家禅宗的“顿悟”暗合。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到底顿悟能不能成为知识的依据?在知识的体系中,没有前提,没有原因,是如何顿悟的? 中国人习惯于对原因无视,对前提无视,突兀地产生各种互不相干的话语,这就是《论语》《老子》的特点。《孙子兵法》《易经》强调前提性原因,但是不是很严格。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的特点一直被延续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就是——不问原因。一种思想是从何而来的?对原因要么是缺位,要么是虚设。比如易经就说 是河图洛书这种虚无缥缈的原因, 可能也因此中国文化很难产生科学,因为科学需要真实的原因,需要现实的依据才能产生。 
       中国人需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如此,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学国学?为什么要等等,这都是对原因的追溯。而中国人恰恰要抹去原因的追溯,要“活在当下”,没有前提依据,如何能“活在当下?”昨天没有对当下的支撑,就无法活在当下。这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活在当下”本身是一个突兀的话,这不是思想,而是突发奇想。无因无果。 中国人更习惯于要人不问原因。为什么要读书,只要去读,为什么要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原因。这带有很强的盲目性。 深思这种现实现象,实际都是儒家的学理的缺失对现实的影响。学习的盲目性,造成现实的盲目性。
          中医先规定阴阳虚实等概念,病人实际是按照这种概念对号入座的。而不是从病人的临床问题产生医学。这里阴阳虚实本身缺少学理的原因。什么是阴?什么是阳?阴阳师哪里来的?阴阳概念是不是合理的?这种概念自身是不是真实的?这是最高的带有科学性质的文化,尚且如此。诸子百家洋洋洒洒,没有前提,都是“吾闻”“古人云”这种虚设,甚至是虚假的前提。前提是虚假的,后话都是虚假的。  
         上述现象对人的生命的价值虚化。因为习惯于对原因的漠视,生命到底是怎么来 的?生命的目的性是什么?这些接近于宗教信仰的问题更加模糊。中国人对迷信的态度“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也是因为对迷信的原因的模糊性认识。既然迷信确定为迷信,就是完全不可信的,既然不是迷信,就是可信的。而中国人的习惯只能是含糊其辞的。因为没有对原因的追溯,对现实也是模棱两可的。 但是这种模棱两可却不是宽容,而是思想的混沌。这样儒家的学理缺失造成自然化的愚昧和愚民。比如为什么要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必须还有依据,在什么情况下知行合一? 知识与行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知识是独立的,行为不一定必然具有与知识的完全统一,所以知行合一不是必然性的。知而不能行,知而不可行等等。 
          儒家的内在的危机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的就是,精神奴性。丧失思考力,丧失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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