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与都市化

　　上一章谈的全球性的经济扩张，对于各种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当的影响。

　　原来高度工业化的地区，由于新的产业要求的技术水平高，甚至于自动化，以及许多产业移转到劳力丰沛的地区，于是，本来高度就业的工业国家，劳工大批地失业。这种失业率，不容易再回头，因为劳力的需求结构不一样了。

　　在这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尖端的企业需求大量的资金，产业的发展和资金的供应是相配套的。其后果是：产业的资金经常是经由证券市场，累积了许多人的投资，产业的经营者赚钱了，投资者却只能分到微小的红利。

　　经营致富的是产业的最高层、投资大户和经理人，他们乘潮而起，拥有巨资。于是，近年来，高度工业国家的社会，都呈现贫富非常不平均的情况。以美国而论，现在美国百分之一的最高层人口，拥有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四十，余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却只能共同拥有百分之六十的财富。贫富极端的差距，将本来财富分布的金字塔，变成了一个平而大的底盘，向上收缩成一个细杆的喇叭形，而最高层则是有细细的长线。这种喇叭形的经济分配结构，当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

　　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劳动力密集的地区：贫富差距巨大。但是，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劳力昂贵，将生产中劳力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劳动力丰沛的地区，提供了许多职业，让本来没有加入产业阵营的农业人口，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整体言之，这种劳力充沛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竟获得意外的利益。只是，国内贫富差距的巨大，也一样造成内部的不安。

　　在新兴的工业国家，外来产业的迁入，往往是先在大城市发展。接下来，大都会地区的劳力、土地和相关资源的取得已到极限，于是次级城市、内陆城市，也都因为工业的迁入，逐渐发展成新兴的大都市。高度工业国家本来已经是高度都市化了；新兴的工业国家，因为工业分布的扩散，也迅速走向都市化：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例，在最近几十年来，城乡人口的对比，已经有极大的改变。整个台湾岛屿，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大的都会区；而在中国，江南、珠江口，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人口相当密集的都会区。

　　城市化的结果，使得这些新兴工业地区的社会，不再是城乡对立，而是逐步倾向于普遍的都市化。

　　人口迁移与社会变动

　　二十世纪，全球迅速地工业化，引发了横向的人口迁移和纵向的社会变动。那些本来社会变动相当顺畅的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因为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公平，竟出现了社会流动的减少和停滞。以美国为例，最上面的百分之十人口，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可以延续好几代，他们下降到贫穷的机会，几乎已经不存在；最下面的，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口，因为教育费用的庞大，他们的子女很难获得良好教育获得上升的机会。一般的纵向社会升降，发生在中段的人口；中段人口由于贫富分配的不均匀，很容易就滑落到底层，造成了中产阶层整体的萎缩。对于美国这一类国家，这种现象是非常可虑的趋向。许多人不再梦想美国是一个有自由发展机会的地方。所谓从小木屋到总统、小贩到公司老板，这种美国引以为傲的梦想，逐渐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神话。

　　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纵向的变动却非常剧烈。个人发展的机会多，只要取得某种资源，就有一些人会很快地致富。但是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并不公平的资源分配，并不能创造良好的环境，孕育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升降波动迅速，使若干人很快致富，其中有人掌握特权，成为新兴的富有阶层，也有些人，在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却又很快地沦入贫穷。社会变动的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必然的后果是社会不安定。

　　上述现象，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则是社群与小区的解散。在高度工业国家之内，在社会变动并不那么剧烈的时候，小区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若干相对稳定的社群，例如工会、宗教团体，使参与者不至感觉孤单。一旦中产阶层逐渐委缩，这些人逐渐沦入低收入人群之中，他们原有的小区，就无形中减少，而终于消失。那些以教会为中心的社群，或是以职业为中心的社群，也因为中产阶层本身的结构改变，慢慢失去维系成员的力量。

　　在新发展的工业国家之内，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还没有新的社群接受这些流散人口，结合为可以互相依靠和帮忙的群体，当然更谈不到稳定的小区了。进入城市的劳力，其原有农业地区的家乡，少壮已经离开了，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小区不再有足够的骨干人口维持其稳定性和整体性。

　　全世界不管是原来的富国，还是新兴的富国，都在经历人口重组和离散的过程。大都市中，聚集了大量人口，一有事端，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群众，就可形成庞大的群众运动。最近中东的群众运动，固然有中东自己的历史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也正是上面所描述的现象。前几年台湾的红衫军，有一百万人上街。近年来，美国的民间，出现许多群众运动，虽有其本身的背景，却也反映了社会整体的不安和焦躁。

　　金钱的威力影响了政治权力

　　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经济因素不断扩大，其影响所及，已经侵入政治行为，金钱的威力影响了政治权力。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民主制度，在逐渐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对私人的经济行为，本来有相当的约束和节制。在经济力量强大以后，反客为主，经济力量成为干预政治的一个黑手。

　　以美国为例，大概从1960年代开始，总统的选举采取了商业广告的手法，包装候选人的形象。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当选，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那以后，全国性的选举或地方选举，都需要有大量金钱的支持。选战也要利用经济行为上的许多策略：例如，前面所说的包装手法；或者释放某些利益，以获得选票。从1960年代到今天，一波比一波更为强大。到今天，不仅是总统大选，实际上，各级的议员选举和县市选举，都有无可抗拒的经济利益作为猎取选票的动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或多或少，成为某种经济利益的代理人。钱和权的结合，剥夺了一般平民百姓选择的机会；金钱掌握了媒体，创造了形象，也包装了他们的理论，老百姓难以选择，也难以判断其中的优劣和其中的真相。最近，美国共和党的初选，至少有两位候选人，失去议员身份退出议会后，立刻就成为某些商业利益的代理人。

　　这种现象，今天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因法律体制不够完备，就更多这种“钱”与“权”的结合：政治成为旋转门，进入政治职位就成为商业的输送者，离开政治职位，就成为商业利益的代理人。既得的利益可以延续到第二代，也可以扩大到一个集团。因此，全世界的民主制度，实际上都已经大受损害，丧失了民主政治应有的纪律，也剥夺了选民理解政策和选择方向的权利；民主政治实际上已经败坏了！

　　以今天美国的政治为例：参议员、众议员、各州州长，很多已经是世代传承的世家人物。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盘据，使得这种钱和权的结合特权，被少数人垄断。回顾启蒙时代的理想，选民可作自由的选择，选贤与能，选择最好的政策方向，今天恐怕都只是一个褪色的记忆而已。

　　每一次在政权转换的时候，为了要讨好人民，很少有政权不凭借社会福利和其它设施照顾，以获取百姓的欢心，罔顾其代价昂贵，不是政府财力所能负担。这种财政漏洞愈来愈大，到今天，很少有国家不是在背负巨额福利开支和庞大的政府结构。这两项开支，从各国政府预算来看，都已经不成比例，而其中浪费更是无可计算。因此，金钱和权力的结合，使得民主制度不仅扭曲了原来的理想，毁伤了人民的寄托；而所有财富上的负担，最后还是转嫁到人民身上。今天，许多国家收支不能平衡，不得不寅吃卯粮，使全国人民要负担巨大的债务。最近经济恐慌固然是全球性的，而每一个国家个别而论，其经济的崩溃和衰退，都和收支不平衡有严重的关系。

　　精神上的空虚

　　前面所说，经济因素造成不安和焦躁，以及政治造成人民和权力持有者之间的疏离，人在乱离困惑之中，惶惶不知所措，寻求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可得。

　　过去那些宗教信仰或思想体系，已大多式微，甚至崩解。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现代科学的进展以及全球化之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已经使得所有的宗教，都面临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严重危机。以神学为主的理念，他们论述的依据，都已经很难自圆其说。这些宗教系统都在萎缩；过去的信徒，有些离开信仰，有的盲目地依附于教条和口号。

　　那些以人文为本的思想体系，例如印度和中国，却又在两百年来，被西方思想压倒，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丧失殆尽。重建这两大思想体系，不仅是修补，而且还必须吸纳和融合现代文明的精华，以自我提升，建构一个贯穿古今，融和人我的文化体系，乃是非常艰巨的大业。

　　今天，全世界的芸芸众生，在思想灵魂两方面都是空白的局面，有知识的人，渴望建立超越的价值观。一般大众只知道自己无所归属，却不知道如何重建。这一个精神上很大的空虚，是近百年来，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

　　总结地说，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全球性的人类，一方面走向全球化，融合全球一家。而且人类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可喜的进展。然而，在经济、政治、社会这三个方面，却是都有无可措手的巨大困难。下一步，人类会走到哪个方向？如果我们不做自己的选择和矫正，大概会在这无底深渊，愈陷愈深，以致在全球无限的物质欲望和压力下，终于丧失自己，人类将只是拥有巨大生产力和高度科技能力的猿猴。

　　人类下一阶段的文明应当是科技挂帅的文明，如何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上，寻找新的超越价值，是我们每一个地区人类都要努力思考的，而且在互相沟通之间，做了各种文明的整理和融合，也许我们才能在柳暗花明之后，又开始新的道路。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小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