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不仅在科技方面有惊人的发展，在科学的理论方面，也有重要的突破。这些突破，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观。

　　宇宙观的彻底改变

　　三百年前，现代文明的初步发展乃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的宇宙观基础上，现在，这一神律、自然律、人类理性的三合一，已经必须再加思考了。

　　在物理学方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许多方面修改了牛顿的宇宙观，而且因此改变了天文物理的探讨方向。天文学家由此提示，外层空间上有许多不同的宇宙。多宇宙共存的现象，也是和数学多维的观念相符合的。我们这才知道，地球不过是许多宇宙之中一个小小太阳系的一颗行星而已。这一宇宙观，全盘地挑战了过去以神为宇宙创造者，而人类是最高阶生物的观念。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与其衍生的“万物为人所用”的观念，失去了说服力。印度教和儒家在这方面，受到冲击比较小：因为儒家的观念本来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一切伦理的基础；而印度教多元多变的宇宙观念，神的力量和自然现象的互通，面对新的宇宙观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因为许多宇宙之中有无数的星球，天文学家开始考虑，天地之间是不是有某一个星球，其生活的条件和地球类似？那些星球上，是不是会有另外

　　一批高智慧的生物存在？于是，“人”在所属的环境及在天地之间的定位，都需要重新考虑了。半个世纪以来，多次外层空间的探险，以及高度电子望远镜的使用，使我们对于这一多纬度、多宇宙的新宇宙观念，有无限的遐想与期待。例如，黑洞引起太空物理学家的高度关注，究竟这种黑洞是什么？“黑洞”与消耗积累的熵量，是否相当？“黑洞”吞噬了一些宇宙，将来是不是所有的宇宙都会被黑洞吞噬？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而目前我们的知识水平，还不足以建构相对的形而上学。不过，我们整个的宇宙观无疑已有了彻底的改变；三百年前，现代文明的初步发展乃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的宇宙观基础上，现在，这一神律、自然律、人类理性的三合一，已经必须再加思考了。

　　生物学的突破与计算机的发明

　　生物学的新课题，使得过去宗教信仰提出的形而上学论述，都已经无法自圆其说。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重大突破是在生物学方面。自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后，“进化”观念甚至影响到我们对人类社会改变的理解；有许多人主张，人类社会也正在进行弱肉强食的竞争。后来门德尔的遗传学，观察遗传的因子如何决定一个族群本身的延续和改变，继承和隐现。在二十世纪，华生发现双轨平行螺旋体的结构以后，生物学家才有方法排列生物的染色体，也因此可以解释许多不同的遗传现象。华生以后，对于遗传染色体的研究愈来愈深入；于是，专家们对染色体本身的性质，已经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已能按照华生的模式排列染色体。

　　目前，专家和一般人都有兴趣想要知道生命出现和智慧出现，究竟该如何界定。蛋白质究竟累积到多少的时候，才有自己繁殖的现象出现，这一繁殖现象是不是就是生命的起源？生命到了某一个阶段，会有知觉和因此而产生的反应，究竟到了哪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拿知觉当作智慧？———这些过去都是属于宗教范围的课题，而今天却在实验室里，逼使专家们思考。

　　这一串生物学的课题，是从生物最微小的粒子方面去着想，而外层空间的讨论，是在宇宙最大的层面去思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两个层面在思考，使得过去宗教信仰提出的形而上学论述，都已经无法自圆其说。我们也许可以将宗教的教义当作是一些象征性的语言；例如，上帝当作宇宙能量总量的代号；智慧和生命的出现，乃是象征这一总能量的代号运作过程的符号。这些符号究竟如何与过去的经典融合在一起，而且言之成理，却是许多神学系统无法解决的难题。

　　现代文明，在启蒙运动时代是以理性作为基础；然而，今天科学的理性能否等同于启蒙时代的理性？究竟，我们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人类本身的理性，能帮助我们思考得多深多远？———凡此诸问，本来就是严重的问题，也和二十世纪第三个大的科学突破，也就是计算机的发明，纠缠为必须思考的课题。

　　今天，计算机的思考能力，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比计算机刚出现时强大无数倍。但是，有没有一天，计算机能够作启发性的思考，而不是储蓄的资料之中提出一个综合的解答？人的理性的限度在哪里？人类理性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逼得我们提问；理性的定义和人类的理性，是否有其独特之处。在信息科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挑战，每一个阶段的挑战都提出更深切的疑问。

　　科学与宗教的鸿沟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已经难以调和。科学的重大突破，造成许多人找不着规范行为和生命依归的价值系统。

　　于是，我们目睹二十世纪科学在这三大领域的巨大进展，而我们却不再能够拥有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的信念。十八世纪对人类的理性有极度的自信，而且认为人类走的方向是永远进步的；人类的前途是乐观的，进步两个字就代表乐观。在上面这三大种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发现以后，今天，我们才发现我们不能不有所警觉。我们曾经以为，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可以推广到极致。但是究竟推到多远，我们不知道。今天，人类几千年来发展的宇宙观、社会观和命运观，这三个重大的哲学命题，都似乎不再能自圆其说。

　　几个主要宗教神学的说服力几乎溃不成军。神学家也曾作种种的努力，设法在神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之间彼此融合。例如说，天主教很重要的神学家德日进，他提出神的力量本身就是宇宙不可知力量总体的象征。也提出，阿尔法和俄梅戛（编者注：语出《圣经》，表示“我是开始，是终结”的意思）、开始跟终结，本是一个大循环。这一种神学理论在今天只能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圈中，引发大家的讨论，对一般的信徒，这些理论却是无从理解。

　　宗教信仰，所谓神道设教，设定这一社会的价值系统，规范其行为与人生意义。今天宗教对大多数人类社会（基督教、伊斯兰教笼罩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社会），如果失去了过去约束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功能，失去了提供终极解释的指导，无论个人或群体，都会茫茫不知所措。二十世纪的科学，毋宁已经相当程度地颠覆了那些宗教的理论系统，削弱了他们的说服力。在这复杂的人类社会之中，许多人已经没有可以依循的道德和伦理观念。

　　固然，今天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还有相当的基教派，谨守着他们教义的一些教条，例如，神创论的理论，在许多基教派的基督徒心中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样的价值，甚至更超过进化论。基教派的宣教团体，用简单的教条坚持信仰。佛教的一些教派，只是高宣佛号，表达其坚定的信念。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已经难以调和。科学的重大突破，竟造成那些宗教与知识宗教的脱节，也造成许多人找不着规范行为和生命依归的价值系统。

　　科学进展导致的困惑

　　人类在科学上的成就，不仅改变人类的生活，也改变人类对自己的定位和归属感。

　　二十世纪人类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在改变人类自己。不仅改变人类的生活，也改变人类对自己定位和归属感。究竟会走向哪个方向？我们目前不知道，这是一个开放的途径，前途有许多可以选择的路；然而，歧路亡羊，令人迷惑。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困惑和疏离，努力从科学已指出的自然现象，尝试建构相应的价值系统和人生意义。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科学解答，也许科学最后的解答又必须回到形而上学，而不是一个实证科学本身获得的陈述。这一巨大的问号悬在我们人类社会的知识探讨上，终究不能抹去。也许，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科学的发现，还未必就是真理的全貌。例如，最近瑞士高能物理的实验，竟然找到一种粒子，其速度超过了光速，以至对爱因斯坦几乎成了定论的相对论，也就是光速是最高的速度这个命题，提出严重的挑战。又例如，最近高能物理的实验，尝试“捕捉”所谓“上帝粒子”（Godparticle）。为什么用上帝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极有自主力的粒子？那又是对物理学、天文学重大的挑战，也是对宇宙的起源提出课题。另一例子：生物学的染色体之中，究竟是随机的改变产生了突变？还是突变本身也有规律？假如突变有规律，它为什么叫突变？这规律出现在哪里？这又是对于遗传理论重大的挑战。

　　1945年左右，俄国的思想家卡尔·雅斯培，提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在佛陀、孔子、希腊哲人和犹太先知的时代，也就在公元前七八百年之际；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地区的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出现文明的突破。最后一个突破，则是近现代文明的出现。雅斯培又提出，二十世纪种种的改变，正是走向另一次大的文化崩溃；文化崩溃之后，又将出现新的突破。他预言这个突破，将是人类进入科技文明的世代。

　　从以上的讨论，雅斯培所说的重大崩溃，确实是在二十世纪出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否会目睹一个科技文明的人类社会呢？这又是一个历史上重大的命题。我们面对的难题是：突破和崩溃是如影随形，崩溃本身是不是就是突破，破和立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哪一个先？从二十世纪的发展看来，是先有了立，才造成了破，破和立之间，并不是一个代替的关系，而是一个逻辑的开展。这个课题也是我们在历史学上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难题。

　　总结起来，二十世纪是令人兴奋的世纪，但也是令人迷惑的世纪。我们知道了很多新的事物，但是新的事物的出现，并没有更清楚具体地回答历史留给我们的许多问题，却引出了更多的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永远追寻和永远失望；失望，才把我们引向更多的追寻。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小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