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这个题目把自己给吓了一跳：长征，金融界，中国。几个词都大得不得了，一个编辑就能乱招呼上去？幸好，不是理论文章，我讲的是一本书的故事。

这天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你好，我想找编辑某某。我说，我就是。你好，有什么事么？那头说，我是广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的。我不假思索就说，噢，推销银行卡，我不需要。那头说，不是推销卡，我是一个读者，《长征》的读者。听这话我就高兴，有读者给编辑打电话，编辑会有成就感的。于是就电话交谈。那头说，《长征》这本书真好啊，我买了几十本了，送给同事朋友，我很佩服这个作家，希望见见他，还想见见你，现在行么？这话就让人更高兴了。

我说：“好啊，可现在有点事儿，下午两点吧。”

两点打电话的人准时来了。他很兴奋，见面就说《长征》。自然是有共同语言。接过名片方知来人是广东银行北京分行的副行长江友青先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他的手机铃声不断。他在他的位置上该是百忙的。他说，他读了两遍《长征》，他的很多朋友、同事，上级都喜欢《长征》，还常常在一起讨论。他还说，你知道银监会副会长唐双宁吗？我说，好像听说过。他说，他也是长征迷，对长征的研究很深，每年都要花时间去走长征路。一段一段地走，都走了一遍，他的书法好，前一段时间在美术馆还办了长征书法展。我们常在一起讨论《长征》，他不断感叹，这本书写得好，真能读出长征的意义了。

我还是很好奇：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长征》？江行长说，我们五十岁左右的人都熟悉长征，这一代人都经历过红色经典的教育，知道很多，但又什么都不知道，需要全面清理。另外一个理由是我们终于能看到真实的长征了。真实，我们需要真实，当你知道很多，却又是些概念、片断，对真实的追寻，便是我们的情结了……

回到家和做财经媒体的先生说这事，他惊讶的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这是个奇迹，你知道银行这些高管们，我们这些记者要见有多难么？而人家却千方百计地在百忙中寻找你们，登门拜见你们，请你们吃饭，这样的读者现在上哪儿去找？可见他们热爱《长征》要到什么程度？经他加重语气的点拨，我有点醒豁了。第二天，又给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朋友快递了一本《长征》，他也算银行高管了。结果，很快得到他的回音，他早买了《长征》，而且也买过好几本。当然不是因为你做责编，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长征》。这么一串，我其实有些妄想：金融界的人在读《长征》。在大众模糊的时代，作者和编辑特别想知道哪个群体在读你写、编的书，寻找出读这本书的理由。

江友青先生受唐会长之托请《长征》作者王树增夫妇吃饭。一家金融报纸的记者好奇，赶来听他们聊《长征》。长征永远是一个沉郁又兴奋的话题。一个是作者，一个读得细，他们的话题在长征途中的细节上流连忘返。《长征》有大量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其真实性。记者好奇的是，长征与金融的关系。江先生倒有新见解：长征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那时候有钱，有完备的金融管理制度。这些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他讲了苏维埃银行，管理、运行、分配。当大家都在长征中寻找理想、信念、意志甚至机会、智慧、阴谋时，江友青先生却谈到与我们的现实极其接近的话题：钱和钱的流动、财富观念。作者王树增可能没想到，《长征》会成为一个行业的励志书，也许如今金钱的获得与理想信念并不相悖，只是理想信念的高低。后来又听说，司法部门又很多人在读《长征》，又想到这是一本政治励志书。还听说军界、政界的人在读《长征》，这就越难区分行业阅读和个人阅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