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总需求”任重道远

    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以下几点刺激内需的途径，而我们政府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首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利率，以刺激其投资和消费，达到提高有效需求的效果。本轮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包括多次降息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就能看出政府的意图。

   第二，加大政府的支出，虽然会占用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造成市场利率提高的不利结果，但是，它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直接的。当前政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经济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大政府所带来的市场效率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减税的作用。如果减税是全面性的，那么，它和降息一样，会刺激投资和消费。而且，效果要比降息好。所以，中国政府改革增值税，购房交易税等都有利于现在的投资和消费。

   第四，稳固进出口增长有利于刺激经济复苏。汇率调整和关税下调，都是有利于出口增长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这样做法，并充分意识到当前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力，及时上调了出口退税等，这也能看出中国政府利用一切可以刺激有效需求的手段来保住增长。

   第五，乐观预期会促进消费和投资。卢卡斯理性预期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是预期未来来决定今天的投资和消费计划的，所以，我们的政府接连不断的出台利好政策，就是为了充分提振市场的信心，使自己的“输血”救助尽快转变为市场自发的“造血”机制，以强化市场复苏所需要的活力。

   但是，这里存在几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是刺激消费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企业投资支出，它是属于投资型的内需，过多的依赖这种刺激投资领域的总需求的做法，反而会进一步导致今后产能过剩的弊端。

   二是政府目前大力度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大政府采购行为，都主要侧重于帮助投资型的内需扩大，而不是通过“改善民生”来刺激消费型内需的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加快实施有利于解除大众“后顾之忧”的公共领域投资，那么，总需求复苏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三是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可能对促进社会和谐，意义更为明显。因为，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茁壮成长，至少它承担了中国不小的就业压力。但是，目前危机当头，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家减负，就成为决定我们经济上能否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在税负，还是在打开更多的融资环境方面，政府都应该责无旁贷。

   四是金融体系的健康化发展将直接影响我们刺激内需的效果。如果我们的银行体系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手里又没有足够的工具来规避和缓解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惜贷”问题就会严重影响我们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金融市场充斥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无法加以有效监管，即使大小非解禁意味着股权结构的脱胎换骨，但如果缺乏这种改变所能带来的公司业绩增长的机制，那么，股市就会对企业的这种“解套战略”产生非常明显的排斥行为，结果，政府刺激经济的减税效果就会因为企业融资成本的偏高而失去它应有的效果。

   五是要重视总供给政策，因为它会推动总需求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根据欧美的成功经验，加强教育投资，鼓励创新和创业，就有可能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于是，随之而来的就业人群的增加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就会转变成可持续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可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