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0日，“隻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这是多年来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最高水平的一次《红楼梦》文化特展，汇集了国内20多家文博单位近600件展品，堪称红楼梦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展期原定为三个月，因受疫情影响中断百日，五一复馆后，红楼特展也延长了展期，直到6月中旬才最终落幕。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至今仍值得人们从众多角度去品味和研究。二百多年来，对于《红楼梦》文化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衍生出的文化产品和著述更是蔚为大观，令世人称奇。然而遗憾的是，主流公认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历史上留下的遗迹少之又少，不但不见于官修正史，亦不见于曹氏宗谱，红学研究者对曹氏的身世多为推论猜测，缺少直接证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故纸堆和民间突然涌现了几件与曹氏有关的直接证据，包括一本画册、一处题壁诗、一部手工艺著作残卷、一对书箱和一块墓碑。这些证据分别由不同收藏单位视如珍宝，长期难见天日，这次红楼特展国博以国家大馆的实力，首次集中展出了这几件与曹雪芹有关的证物，供研究爱好者相互参照，堪称难能可贵。按理说，这么多的物证，应该能确定曹雪芹的身世为人了吧，可惜没有！因为这些物证在被发现以后并未能够一棰定音，反而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和质疑，许多质疑甚至是致命性的，从而使这些证物最多仅能称为疑证。

    几大证据中，最具传奇性的是《废艺斋集稿》，据传发现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而抄本示人则在七十年代，原本据说流落日本，是《红楼梦》外曹雪芹传世的另一部著作。目前保存的抄本是其讲风筝工艺的残卷《南鹞北鸢考工志》。抄录者孔家凭借书中内容，最终成了风筝世家和非遗传人。残卷有曹雪芹的自序，还有半篇其好友所写洋洋数千字的《瓶湖懋斋记盛》，讲述了曹雪芹与几位文人的交际往来，其中多有曹氏生活细节的记述。但其行文拖沓，文笔拙劣，全无雅士之风，倒像近世略通文言的书生所作。且本书来历全凭孔家一面之辞，其他见证人早已亡故。更有人指孔家前后两次出示的抄本复制品竟然并不一致，相差了十二个字。这些明显的疑点，让曹雪芹佚作的论断很难令人信服。

  同样可疑的还有题壁诗残片，该残片是曹雪芹纪念馆的镇馆之宝。1971年被发现后, 经辨认有诗文九首，多为明人所作，也有抄自清雍正年间成书的《西湖志》中的诗文。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处被写成菱形的对联，有人考证指为曹雪芹的一位旗人朋友所赠，但也有学者考证出这副对联创作于曹氏身后几十年的嘉庆年间，果如此题壁诗当与曹氏无关。

  被部分学者传指为曹雪芹遗物的还有曹雪芹学会收藏的一对松木书箱，1977年发现，箱上有据信为曹雪芹的字迹和其夫人芳卿所作悼亡诗。据说曾有人将题壁诗、《废艺斋集稿》抄本与书箱上的字迹交给公安笔迹专家鉴定，认为出自同一人之手。但这人既可能是曹雪芹，也可能是另外一人。

  贵州博物馆藏品《种芹人曹霑画册》，其中第六幅画附有七绝，落款“种芹人曹霑并题”，还有篆刻印章“曹霑”。据说《画册》是清代文官陶廷杰所藏，且为其后人所献。但是画册封面落款“光绪壬辰年秋月忘忧山人玩”，而曹霑之名为世人所知，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红学考证出的结论，那么十九世纪的忘忧山人如何得知？而且献书的陶氏后人在卖书以后就人间蒸发，再无所闻，连姓名也未留下下，这种来历不明的情况几乎是曹氏物证的共同特征，难怪国博在展品说明中也注明“部分学者有疑”。

几大证物中，最不可靠的大概是曹雪芹墓碑了。墓碑发现于北京通州张家湾一带，这里当年为曹家故地。这块不规则形状的石头上歪歪斜斜地刻着 “曹公諱霑墓”5个字，左下角还刻有“壬午”二字，似乎与曹雪芹卒年的壬午说相对应。但是也恰因这一点，被一些学者指为拙劣造假的铁证，古人墓碑的纪年一般用年号而从不单用干支，因为干支是60年一循环的，只有干支根本无法确定是哪一年。作伪者想用“壬午”来表示1762这一年份，但因严重缺乏常识而贻笑大方。也许是感觉没底，国博特展中也只是展出了拓片的照片，勉强算是多了一份疑证。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作者是谁向来成谜。近百年前新红学将著作权判归曹雪芹以后，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过硬毫无争议的直接证据却连一件也没有。特展中的几件疑证，争议极大，作伪或误断的几率更高。若执意认为真物，并据此基础上继续建构学术大厦，固可示人以繁荣于一时，但在未来真相到来之日，终将化为一堆文化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