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农历九月初九，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也许是因自己也已步入老龄的缘故，一到重阳，就会禁不住对已经去世二十多年的父亲母亲的思念。

随着我和妹妹们相继成家，一个个陆续搬离了住了几十年的小院。院里其他几户邻居也各自有了新居，老院里只剩下父母两位老人。我曾接他们到我那儿住，但新鲜几天就坚决要走，说是太闷，不自在。他们习惯了老院，习惯了周围的老邻居，习惯了那里抬腿就到的小商店，习惯了挤挤嚷嚷的菜市场，习惯了提着破篮子赶晚集拣些便宜菜，习惯了鸡飞狗叫的环境，习惯了喂鸡收蛋的生活，也习惯了邋遢随意的日子。住进新房，左邻右舍全不熟识，上下楼梯也不方便，也就没有了出门转转的乐趣。尽管吃喝拉撒不用出门，但在他们看来，简直和住牢笼差不多（母亲语）。新房里又不像老院那里可以随处涂抹，用母亲的话说，好像住在别人家里，处处要提着小心。于是，说什么也留不住，还是住回了老院，住回了那已经因儿女们的离去而空洞，破旧的老屋。

今天，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当年两位老人从我们家里离开的情景，后悔没能让他们在家里多住几天。辛苦一辈子，养了一堆儿女，儿女们条件都好啦，都有了各自的新居，他们却没能跟着享几天清福。现在想想，当年他们不愿和我们住在一起，并不是他们不习惯，更多的是唯恐我们因他们而感到不方便，这才是父母的痴心。

父亲去世在老院，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儿女，母亲只知道我在省里工作，却说不出具体单位，托人辗转了一大圈还算找到了我，但已是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我再开车把几个兄妹找来已是晚上，兄妹几个都在郑州，而父亲弥留之际却没有能见上一个儿女。

以后我调入新的单位，是一家在国外开展工程业务的公司，第二年就被派到国外工作，而且一去三年。期间曾接到过一封哥哥的家信，说母亲病重，一天不比一天，总在念道着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当时身处万里之外的非洲，又是工程紧张之际，根本没有回国探亲的可能。就回了一封信，说了一些忠孝不能两全的官话。等工程结束回来时，老屋已经没有啦，母亲搬进了远在郑州西郊，因拆迁而补偿调剂的新居。此时的母亲已是风烛残年，神态、精力已大不是三年前我出国时的模样。当时，从湖南老家来的大姐陪着她，照应着她的生活起居。姐姐和哥哥都说母亲是一直在等我，总算硬撑着看到了我回来。至今，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阵阵心痛，子行千里母担忧，这就是天下最伟大的母爱。对于这种母爱，父母在时大多数子女都视之平常，处置淡然，只有失去了才倍感金贵。

母亲恋家且迷信，生怕去世在郑州被火化。看见我从国外回来了，好像没有了更多的挂牵，每天叨叨着要回老家，加上我那家在湖南的大姐的诱导，更坚定了母亲落叶归根的决心。于是，不顾我们几个在郑子女的反对，毅然地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郑州，回到了虽说是老家却是除了一个大姐外早已无亲无故的故乡。远离了城市相对优越的环境，回到那贫瘠的山村，对母亲久病的身体无疑是雪上加霜，不到三个月，母亲就在当年的年三十晚上溘然而去。我和几个兄妹闻讯启程，匆匆赶回老家，看到的已是躺在了寿木中的母亲，只记得那年的雪下得好大好大。

因为离老家太远，我们在父亲的墓里放上了母亲生前的一些衣物，为二老合立了一座碑，每年都在郑州扫墓、祭拜，老家那边就完全无法顾及。

母亲去世十周年时，恰遇我参加一个在家乡召开的会议，才有机会抽空到母亲墓前祭奠，那天是大姐陪我去的，没有惊动他人。我在墓前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烧了不少纸，深深地磕了几个头，一声：母亲，儿子看你来啦，便长跪难起，泪如泉涌。临别回首，望着那孤立山顶，已被荒草掩没的墓包，心中顿生几分寒意。为什么要回到这里，离我们那么遥远，虽然是圆了落叶归根的夙愿，但却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和不尽的思念。

已丑年九月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