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沈昌文先生八十五岁了。年初他与白大夫去美国探望女儿，其实也不是“探望”，而是女儿沈双将他们接到美国，静静地住上两个月。临行前我们为其饯行，显然沈公对“静静”不感兴趣，还没走就算计着何日归来。沈双说：“你们别再招惹他，这几天他一直动摇，弄不好就不肯去了。”

       五月初沈公从美国回来，一到家就四处发邮件宣布：“我回来了，明天去看你们。”于是每天早晨，他照样背着一个大书包，到三联转一圈，到海豚转一圈，风一样来，风一样去。那情景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老先生就是这样生活。

       前天早晨，我拦住沈公，问他是否看到我在邮件中，我给他留的两个“作业”：一是请他为拙著《一个人的出版史》写一篇序言；再一是我希望为他出版一本《沈昌文书信集》。沈公说：“看到了，序言没有问题；至于我的集子，还是等若干年后，为我出版一本‘遗作’，让沈双为我编辑。”我说：“沈公啊，别混说了，上海书展等您的新书呢！况且今年又是您的八十五大寿！”

       此时，我的思绪飞跃到二十年前。那是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三日，新年刚上班，就接到沈公一封颇为正式的来信，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我已尊示退休。为便于交接，经商定，《读书》杂志至一九九六年第四期止，仍由我担任执行主编；第五期起，我即不复主持《读书》编务。”以下是一大段回顾文字。信件最后一段写道：“我退休以后，还将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服务文化，服务学术。希望海内外各位朋友仍然时赐教言，提示意见，为本人提供为中国开放、改革继续效力之机会。”同年四月十五日，又收到沈公寄来的《读书》第四期签字本，这是他编辑的最后一本《读书》，其中还附有一张纸条：“亲爱的朋友：这是我编的《读书》最后一期，也许也是我期刊编辑生涯中所做的最后一个不像样的工作。谨此签名奉赠，以为纪念！本期内容，与过去相比，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读书》之更加值得阅读和值得关注，当在未来。所以签名相赠，只是敝帚自珍，如斯而已。第五期以后对尊处的赠阅，当由《读书》编辑部继续履行。敬请释念。”

       那一年五月，沈公也被安排去美国探亲，试图跳出凡世的纷争与烦恼，到那个陌生而诱人的国度中，静静地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此时年仅六十五岁的沈公，对于“静静”更不感兴趣了。当时他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正在兴头上，一年之中，给我写了三十多封信，还有许多传真件。他试图在退休后启动许多项目，包括《万象》杂志、“新世纪万有文库”和“万象书坊”等。回忆起来，六十五岁的沈公时而焦虑，时而抑郁；远不及八十五岁的沈公心平气和。记得一九九六年初，他知道即将离开《读书》杂志，极力忙着创办《万象》，领着我们见了很多人物。但是到美国后，沈公好像抑郁了，他在七月二十四日，从美国来信中即写道：“关于《万象》，我眼下已经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做，所以《万象》也可以放下为好。”不过回国后，他又突然情绪高涨，不断向陆灏面授机宜，全力投身于《万象》创刊的思想构建。尤其是策划“新世纪万有文库”，他几乎是不惜老本，拼命工作。

       正是以一九九六年为转折，辽教社有了新的起点，有了后来的品牌。记得这一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做广告，提出“为建立书香社会而奠基”。其实我心里清楚，如果当时沈公跟随“静静”而去，如果没有沈公的加盟和那番折腾，哪会有那么多好书面市呢！（深圳商报201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