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见到《环球时报》转载德国《世界报》文章，题曰《图书危机——中国出版社直接生产“废品”》，其中谈到中国书业存在的几个问题。素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用数据说话，使这篇短文的论点很有说服力，即使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读过也会叹服且叹息。叹服的是外人看得明白，我们却在梦中么？叹息的是近十年出版改革，我们究竟为读者带来了什么呢？清理一下思绪，我想把德国人文中的几个问题，逐一剖析一下。

其一，德国人说，中国有五百八十多家出版社，去年生产四十多万种图书。他说的出版社数量没错，但他是否知道，这大量的图书并非都是这五百多家出版社出的，或者说他们只是挂着五百多家出版社的书号，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万家各类文化公司或工作室制作出版的。它们中的许多公司，在出版能力、数量、质量甚至在品牌上，都已经大大超过那五百多家出版社，但是它们依然没有出版权，只能与那五百家出版社通过种种形式联姻，实现出版。以此为背景考察中国的“图书危机”，才会拉直我们的许多问号！

其二，德国人说，每年中国出版物的数量惊人，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它们常常直接变为“废品”，因为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库存：近一百一十亿欧元。看到这里，我想到目前出版界一个热门词：垃圾书——泛指胡编滥造的书、品质低下的书、跟风伪造的书、猎奇低俗的书、暴力色情的书，云云。它产生的原动力是利益驱动，其追求的方法是不择手段地降低图书成本，能不花的钱不花，不能不花的钱也尽力不花。比如，最极端的出版，连真正的“作者”都可以省略。那谁来写书呢？识字的人都可以。其“写书”的路径有主要四条：一是编，老板出一些题目如“动物如何放屁？”小编们围绕这个主题四处找资料，很快一本书就编成了。二是改，一本《熊猫上学》畅销了，立即改为《小狗上课》。三是粘，有了搜索引擎，粘一本十万字的书，实在快得很。四是抄，照原样抄容易被起诉，那就改着抄，把“因为”改为“由于”，把“我”改为“自己”等等。从事此类“改写工作”的人很多，他们费用不高，因此降低了书的成本，它正是垃圾书泛滥的根源。

其三，德国人说，中国人不爱读书。二零一二年，中国人年阅读量不到五本书，美国人是十本书，北欧人是二十四本书。中国人一天的读书时间不到十五分钟，上网达到四十五分钟，看电视达到一百分钟。我想德国人所说的“读书”，一定不是指各类考试学习资料，读应试的书，中国学生绝对称得上天下第一。除此之外，一律被老师家长们称为“闲书”，这样的观念潜移默化，已经融入几代人的头脑中。近来国家为阅读立法，根本问题不解决，法律还是形同虚设。

有人说，中国人不爱读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垃圾书太多。好书被淹没其中，找都找不着。比如，德国人还说，中国人喜欢重复出书，同一本书有很多版本。他们认为这是出版商为了迎合大众阅读口味，其实也不尽然。许多垃圾书都藏身于重复出书之中。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一套“四大名著”，一大批出版商就会跟风推出“十大名著”、“二十大名著”。对于这种现象，连德国那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都会批评我们“与市场管理不善有关”。

另外德国人问，中国的网站怎能对折卖书呢？我答：除去促销因素，他一定与垃圾书的低成本有关。德国人还问，中国的书报亭开始卖冰激凌、电话卡了，看来书报业真的不行了？我答：行的时候他们也多种经营。德国人讽刺我们，二零一二年不是世界末日，却是中国书业的冬天。我答：只要根除垃圾书产生的土壤，理顺出版业态，事情很快会好起来。（深圳商报2013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