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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全国各地书展很多，我必须参加的是北京书展，因为那是一个国际化的行业聚会。但是，我最喜爱的却是上海书展，它的魅力，它的个性，它的氛围，都让我痴迷。

上海是一个爱书的城市，去书展的人之多，男女老幼，全家出动，像过节一样。上海是一个懂书的城市，比如签售，并非只有《盗墓笔记》有人排着长队签售。二零一一年，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出版，他是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是文化建设的幕后人物，但在上海书展上，也有那么多人排长队等待签售，也有那么多人跑过来打招呼。这样的情景，在其他城市很难见到。上海是一个会卖书的城市，整个书展，没有官气，不清场；没有俗气，不歌舞升平；没有狭隘的地方气息，大步向国际化迈进。

当然，我爱上海书展，也源于我与这座城市的渊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来上海组稿，我经手的许多出版项目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一九八七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当代大学书林”，在上海开发布会，有汪道涵先生参加。一九九零年代以降，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和《万象》，在上海拜见柯灵、王元化、陆灏、陈子善等先生；我曾任主编的《万象》，它的编辑部都设在上海，由陆灏主持。二零零零年代初，我与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发布《几米绘本》登陆大陆，与台湾大块、墨色国际联合召开发布会，发布反盗版宣言，都是在上海书展期间进行的。那些年，我还代表辽宁出版集团，在书展期间与德国贝塔斯曼相关人员潘燕、黄育海等召开重要会议，研讨合资成立辽宁贝塔斯曼发行公司的事情。这一切都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二零零九年我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希望接续当年“新世纪万有文库”工作，再做一些事情。为此我向沈昌文先生请教，他马上说：“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去上海，去找陆灏他们那些人。”此时沈先生已经七十九岁了，一般不再离开北京，但他对我说：“只有上海，我还愿意去。”就这样，在沈昌文和陆灏组织下，依靠上海学者陈子善、葛兆光、陆谷孙、孙甘露、傅杰，还有香港董桥先生，推出文库版“海豚书馆”，不到三年时间，已经出版六十多本好看的小书。

有这样丰富的背景，我们参加上海书展更积极了。近三年，我们在书展上重点做两件事情。一是发布新书，推出优秀作者、优秀作品。二零一一年，沈昌文先生签售《八十溯往》；二零一二年，熊召政先生签售《历史的驴友》，祝勇先生签售《大师的伤口》；今年，江晓原先生拟签售《性学五章》，孙郁先生拟签售《写作的叛徒》。

二是召开一场有趣的聚会，即所谓“两海文库联谊会”。此事由王为松先生创意，其中一海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库”，另一海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海豚书馆”，这两套文库本都是小精装，都偏重海派文化、海派学人的成果。组织者都是陆灏和他周围的朋友。二零一一年，“两海”首次在上海书展上会师，两方出版者与作者欢聚一堂，到会者有沈昌文、陆谷孙、葛兆光、梁文道、小宝、沈宏非、孙甘露、沈双等；翌年书展期间，第二届“两海文库”在世纪集团举行，朋友们再聚首，参加者有沈昌文、巢峰、陈昕、贺圣遂、郑培凯、傅月庵、李长声、陈子善、梁由之……

上海书展，听来就感到亲切的名字，是读书人的节日，是出版人的节日，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节日！（深圳商报2013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