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文化人——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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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九零年代编《书趣文丛》和《茗边老话》,作者中老先生不少。一次与宋远闲聊,议论老者的生活态度。我说到张中行先生的叹息,吴小如先生的抱怨,施蛰存先生的豁达,金性尧先生的恬淡云云。宋远说,说到“死”,金克木先生最厉害,他经常在文章中,调侃自己的“死”,为自己开追悼会、致悼辞,百无禁忌。
细读金克木先生文集《蜗角古今谈》,果然看到几篇“谈死”的文章。思想开放,别人避讳的事情,到了他的笔下,都成了轻轻松松的笑谈。
在这些文章中,金先生经常挂在口头的话,是“八宝山”。他在《三笑记》中,谈到自己一生中,有三次“开怀大笑”。一笑、二笑都发生在文革中,是苦中作乐。那第三笑呢?他写道:“那一定是我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但不会有人看见,自己也不知道了,所以预先在这里记下一笔。是为‘三笑记’。”他在《遗憾》中写道:“所以尽管有遗憾,仍能笑口常开,时刻准备着上八宝山‘火遁’去也。”他在《茶毗前谈:逍遥游》中写道:“我在北京八宝山顶火葬场上飘飘然站了起来,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金先生说,按常理,一个人在生与死的交接处,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进入垂暮之年,做不动事情了,要“往后看”,检点一下自己一生走过的足迹。金先生说,他这个人做事情“不按常理出牌”,偏要“向前看”,因为“老年多半能悟道”:孔子的“天下有道”,老子的“道可道”,基督教的“太初有道”,佛教的“邪魔外道”……再向前看,就是金先生自诩的“胡说八道”了!
二是据说人死后,要沿着生时走过的道路走一遍,把自己当初留下的足迹收起来,才能再去托生。金先生说,他走过的路不多也不少,能记住的,只有小孩子时上小学的路。有些路虽然记得,但经常乘坐飞机、火车和汽车,留下足迹不多,省了许多“收拾足迹”的麻烦。况且许多事情,“相见争如不见”。那天金先生最好的女友死了,算起来她也有八十岁左右,“已是鸡皮鹤发,相见有什么好?还不如彼此都在心目中想着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在一起谈笑。”所以金先生说,人死亦如人生,收捡“足迹”的事情,不必做得太苦。
吴组缃先生去世,金先生写《雪灯》悼念:“去年秋天在未名湖边长椅上我们还并作闲谈。不料此别竟成隔世。好在他比我只大四岁,走早走晚也不过是一步之差。”
那一天闲来无事,金先生忽然想到,历来只有生者向死者遗体告别,致告别辞,还没听说死者向生者告别的呢。于是金先生“自我作古”,写起了《告别辞》:“设想我躺在那里排队等候火化,那是该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
金先生八十三岁写《老来乐》,是一篇奇文。他说六十岁想七十岁,如登高山;七十岁想八十岁,如上青天。现在好了,无限风光在老年。老年是一个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随看随忘,无忧无虑,无人打扰……
金先生不怕死,却让我想起许多戏剧中的描写,多数人临死前,悲从中来,苦作一团。只有大英雄常说一句套话:“死到临头了,怕也没用。”于是,金先生生前那副拄着拐、弓着腰,瘦小的英雄模样,又在我眼前浮现出来!(深圳商报201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