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2012年8月3日）组织书稿三十年，成功的例子不多，失败的例子却不少。回忆一下，有三次失败最让我难忘。

第一次失败，发生在一九九零年。我们启动“国学丛书”，由葛兆光、王炎和冯统一三位先生开列书目。其中有一本题曰《载道以外的文字》，请钟叔河先生撰写。钟先生名声巨大，曾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散文全集》等。他当时接受了这个题目，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交稿。直到一九九五年，我还请王一方先生去钟先生家询问此事，钟先生没说写或不写，只是签送我一本他的新书《书前书后》。我知道他太忙，也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写。“文以载道”，此外的文字何其浩瀚，难以把握，言人人殊。钟先生在学术上是一位极其聪明且谨慎的人，又是一位大出版家，最善于把握自己的独立意识，俗称“六经注我”，不会为模糊的文化边界困扰。我却不死心，一直追逐钟先生到二零一一年，他老人家八十大寿的时候，才为他出版一部小书《记得青山那一边》，算是了却我这个“钟粉”的一段心愿。记得那些天，许多文化人聚集在湖南长沙熬吧读书会，为钟先生祝寿，我因故未能到达，只好在北京与钟先生通电话。电话一接通，我立即听到他浓重的湖南口音，他的话我大多听不懂，有一段却听得清楚，他说：“二十年前你约我写《载道以外的文字》未成，现在总算了了你的心愿，我也不再欠账。”

第二次失败，发生在一九九六年。当时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社长，社里出版大量教材教辅，赚了一些钱，怎么花呢？有一天我在北京与王建辉先生喝咖啡，那时他在湖北出版界任职，刚刚推出《闻一多全集》。他说现在有实力，应该做一些全集，适应时代的需求。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做谁的全集呢？我首先想到《钱锺书全集》。我在北京找了许多策划高手，征求书稿，但没人做得下来。后来我向沈昌文先生求教，他说别忙活了，你拿不到。一是钱先生根本不肯出全集；二是即使他同意出，也轮不到你们，因为三联书店董秀玉总经理与钱家关系极好，你没有办法竞争，还是避开钱先生，做别人的吧！这样我们才去转攻《吕叔湘全集》、《李俨钱宝琮全集》和《顾毓琇全集》等。后来三联书店推出十卷本《钱锺书集》，精美至极，我甘拜下风，还收藏了一套编号本十四号。

第三次失败，发生在二零零八年间。当时我们为文化“走出去”，编辑了几本重点书，有赵启正《在同一世界》、苏叔阳《中国读本》、王元化《认识中国》等。还想编一本《中国人》。此事起因于一段故事：据说上世纪一位外国总统访问中国时，希望中方推荐一本英文版的能反映中国人的好书。我们选来选去，竟然还是一九三五年，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再找不到更好的本子。对此一些官员颇感震动，故而动了念头，想找人写一本更好的《中国人》。我参加了此事的策划工作，曾经列出一个长长的作者名单，中外名人都有，但落实时却屡屡失败。比如我们看了易中天先生《闲话中国人》，不大中意；请W先生写，他正忙着写回忆录，还批评我们不懂市场经济，写出来给谁看？请陈平原先生、史景迁先生、杜维明先生、赵启光先生……原因种种，都未成功。尤其是陈先生，我们谈过多次，他最开始也同意了，还签了合同，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对此我常扪心自问：到底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还是中国人出了问题呢？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