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节选自拙文《谁是我们的导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沈昌文先生《任时光匆匆流去》，以此文作序）

    近些年，我为《中国新闻出版报》 “晓群书人”专栏写稿，认真研究了十一位出版大家，他们是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叶圣陶、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巴金和陈原。本来还想再写几位，但此类文章实在不好写，也因为自己近期工作太忙、太累，就此搁笔。前些天上海书店出版社希望将文章结集出版，取名曰《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收入“海上文库” 。欣悦之余，也引起我的一些遐想。

　　我发现，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承继前贤” ，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单是一种志向，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经历。张元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开创现代中国出版一代新风；叶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样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学成才，被胡适先生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 ” ，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被钱钟书先生赞为“小叩辄发大鸣” ；张中行先生满腹经纶，却一生居身编辑，甘于寂寞，都市柴门，大隐于斯，等等。显然，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上与行为上有共通之处，但在现实中，还是有许多不同。

　　想到这里，我的头脑中跳出一句话来：他们谁是我们的导师呢？或曰：谁是我的导师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我而言，从事出版已近30年，被动学习也罢，自觉追随也罢，潜移默化也罢，过去的日子和未来一些年，我做出版的行为主体，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径呢？细细思想，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每一位出版人追问的问题。我曾经说过，出版最讲求两个传承：一是内容上的文化传承，一是业务上的师徒传承。每一位从业的出版人，不管是科班出身，还是转行而来，一定要有业内的领路人。因为出版是一个经验产业，许多事情都是课堂上和书本中学不到的。凡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人，不存在无师自通，你总会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将你的“领路人”挖掘出来。他就是我们的导师。而这个领路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些人；可能是现实中的人物，也可能是历史中的人物。或耳提面命，或神交已久，他会是谁呢？

　　总结自己，在出版的意义上，我想到三个人：一是张元济先生，向他学习做人，二是王云五先生，向他学习做书，三是沈昌文先生，向他学习做事。其实作为一代大师，张元济先生是学不得的。在许多时候，我们对他的历史只能仰视，不能探究。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奇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是正途。只学王云五，不学张元济，也许会走歪。 ”这是沈昌文先生的主张。

　　你可能会说，沈先生并不在你列的“出版十一家”之中啊？是的，即使在我试图接着写下去的名单中，有陆费逵、姜椿芳和范用……也没有沈先生的名字。但是，沈先生做事的风格是非常值得一写的，也必须写。

　　2009年7月，我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第二年我就找到当年做“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两位总策划沈昌文与陆灏先生，希望再续前缘，重启文库的梦想。我们一拍即合，当年就推出了“海豚书馆” ，为读书人带来惊喜与欢乐，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出版近30种。最让人感动的是沈昌文先生，他在“海豚书馆”的总序《过去与现在的“三结义” 》中深情地写道：“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给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

　　前些年，沈先生得了一场重病，把我们吓了一跳。不久沈先生的病好了，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沈公啊，沈公》 。准备发表前请沈先生过目，他看后笑着说：“写得不错，但有点像纪念文章，别引起读者的误解。 ”闻此言，我觉得不吉，就没发表，后来收入我的集子《这一代的书香》中。今年沈公80岁，经梁由之先生倡议，我们拟编一套“80后系列” ，为几位恰好80岁的老先生出版集子，有钟叔河先生《记得青山那一边》 、朱正先生《序和跋》 ，还有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 。沈先生让我为此书写序，我说不敢。他说来而无往非礼也，我已经给你写了四个序，你总应该还我一个吧！我掐指一算，我近些年出版的几本书《人书情未了》《数与数术札记》 《这一代的书香》和即将出版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 ，它们的“序言”都是沈先生写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回忆与沈昌文先生交往，已经有近20年的光景。记得1996年沈昌文先生退休，被我请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做我们的指导老师。帮助我们组织书稿、约请作者，还帮助我们建立编辑出版流程等等。那时我经常讲两段话，其一，对于我们新一代出版人来说，向沈先生学习，向商务、三联等有传统的出版社学习，是业务上的“一步登天” ，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其二，在出版上，沈昌文先生是我们的“导师” ！闻此言，沈先生不无幽默地说： “不，我只是导师的秘书。我的职称很低，能够做好你们的社外助理编辑就很不错了。 ”

　　学习沈先生做事，首先就是谦虚，或曰低调，或曰藏拙。说什么都可以，沈先生不在乎。你看，我总结出他的一些“为编之道”的只言片语，处处都被谦虚的气氛笼罩着，处处都表现着沈先生做事的真诚。他说，对待作者要服务至上，甚至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在专家面前要勇于说我不懂，切忌不懂装懂；他说作者是大知识分子，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他说编辑要以博为主，以专为辅；他说有时我们组稿不单是为一部稿子，更是在“组人” ；他说写文章最忌讳用“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他说好文章要有内蕴才耐读，主张“钝刀子割肉” ；他说好编辑不但要知道作者在写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情趣、有什么困难；他说与作者谈稿子时，最忌讳说“这本书能挣多少钱” ；他说做编辑需要有帮手，帮手分上、中、下三手，上手策划，中手设计，下手案头；他说即使是所谓“大编辑”也分导师型与秘书型两类，陈原先生属于前者，他自己属于后者；他说谈稿子不必一本正经，只要学会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坐以待“币”等等，一切都解决了；他说当了编辑就不要想再成什么“家”了，想成“家”就不要来当编辑；他说衡量一个好编辑的标准，不单是看他的学问有多大，更要看他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说发现大专家不难，难的是发现像房龙那样的普及型专家；他说文人不必“有行” ，文人无行，才好看，且“无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这些人的“才”和“行”都写出来，文章才好看；他说组稿时，首先是组到作者最想写的东西，而不是你最想让作者写的东西；他说编辑入门，首先要学会选稿子，其次才是改稿子，选到了好稿子，才会省却许多改稿子的功夫；他说编辑为人处世，最好左右逢源，最好不要树敌，不要参与争辩，多潜水，多围观，做旁观者、局外人，伺机而动；他说……

　　沈先生还有许多话，生动而有趣，能够面对面地向他学习，真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荣幸。现在沈先生的年龄大了，虽然他每天还背着一个大书包，在繁华的京城中跑来跑去，四处操心，四处吃请，但他说，他已经立下“不再谈稿子、不再开正会、不再出公差”的誓言。解释一下，所谓“正会” ，就是正儿八经的会；所谓“公差” ，不包括俞晓群邀请、沈先生的夫人批准，去上海见陆灏等人的差事。

　　这些年，沈先生的耳朵背了，还不肯带助听器，他说是噪音太多，让他的心静不下来，有时还会被一些不相干的突发事件吓一跳。现在多好啊，朋友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推说耳背，没听清楚就看发言者的口型，还没听清楚就笑一笑蒙混过去。我想起前些天在北京的一次聚会，有陈子善、杨小洲、李忠孝等一些人参加，沈先生坐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说得兴起，我发现沈先生一直没说话，只是边听、边吃、边笑，我问您笑什么？他说：“我听见你们在说我爱你、你爱我的，怎么会不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