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前辈，那些书香

              ——读俞晓群《前辈》有感

做编辑，看似没有明晰的专业，而行业经验的积累和学习又关乎一个编辑的整体水平。读书，广博地读和专业地读都不可或缺。前人经验，至为珍贵。近读俞晓群先生《前辈》一书，颇有所感所获。俞先生之于我，本身就是业界前辈，是卓有成就的出版人和学者。这本书又是俞先生在大量阅读现代出版大家的生平事迹及著作后，复加涵泳思考而成的作品，我读此书，是有些坐享其成，宽容一点讲，也是传承吧。

这本书，用沈昌文先生序言中的话来说，是俞晓群先生“对现代十来位出版大家和关心出版的学问家的考察和理解”。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书，凝聚了中国现代出版六十年的历程。当我读罢此书，那些出版界前辈的身影和足迹都渐渐清晰。我知道了，是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推出了严复先生译著八部，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等现代中国历程中影响巨大的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名著。还有林纾先生，这位不懂外语却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是张元济先生在任期间，推出了《茶花女》等“林译小说”一百五十四种！更为重要的是，“张先生建立的‘译书’传统，后来一直在商务印书馆延续”。这就是出版传统和出版品牌的建立和延续吧。

读这本书，我更清晰了对于行业的认识。出版业是特殊的行业，既有行业保持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营利性，又有担负传承文化薪火之责的社会性。对出版人来说，既要顾及书的市场，也要考虑书的品味。那些大出版家们，多是在此两方面都卓有建树。且不论备受争议的王云五先生，用他备受争议的“科学管理法”以节约出版成本，就连“傻得天真”的邹韬奋先生，也讲“必须尽力赚钱”，才能维护出版的公正与独立。对于秉承出版理想的人来说，文化传承是目的，而经营牟利是手段。手段不能错位为目的，却又是维护理想所必需。坚持理想的张元济先生，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他是用众多优秀又广为大众欢迎的作品，顾及了两端。

出版也是专业，是看不见的专业。即使时代发展变化了，在技术层面上，前辈出版人的经验也有太多值得后人学习借鉴之处。俞晓群先生自承“一直立志追随王（云五）先生的出版思想”，“在出版方面，在出版经营方面，我一直是王玉武先生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因为“我尤其喜爱他的‘四大丛书’，喜爱他的‘科学管理法’，喜爱他的‘汉译世界名著’……”在邹韬奋先生身上，一样有诸多技术层面的东西可汲取。邹先生“把图书、期刊和报纸分别称为长媒、中媒和短媒，他是以期刊起家，继而出书、办报的。他认为，一个好的新闻出版机构，应该把这三者恰当地结合起来”。“韬奋先生办出版社，除了内容之外，最看重发行网络的建设。他喜欢四处开店，让它们遍布全国。而分店的功能不只是卖书，还有地区辐射、组织送书以及组织稿件的作用”。读到此，想到如今书店面临的困境，令人叹息。如果说以上讲的技术或经验，是出版家才用得着的，对于我等小编辑，邹先生一样有具体的指点。他主张“编辑要有创新精神，反对‘尾巴主义’，比如人家出版《胡适文存》，许多跟风者也纷纷‘文存’起来，看上去令人肉麻”。看到这里不禁失笑，时下“跟风”是业界常态啊。“韬奋先生亲自制定聘用编辑的四条标准，即大公无私、思想深入、文笔畅达和精通一种外语”。对照一下自己，还要努力。

最令人感动的，是出版家的精神。是张元济先生“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的高尚的文化精神，是邹韬奋先生“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的独立自由精神，是“巴金先生等人在出版社不拿一分钱报酬，只是尽义务”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是吕叔湘先生一生做“字迷”的专业精神和对《读书》杂志“每期必读，有错必纠，并且‘必定亲自工工整整地写信给编者指正’”的认真精神……

我读这本书，是越读越有味。我感觉更亲近的，是吕叔湘、张中行、周振甫几位“编辑型的学者”。这也许是出于原本读书人的角色认同和对语言文字的喜爱吧。他们的工作精神和学术观点、见解，于具体的文字工作最有助益。吕先生说，“古往今来的好文字，没有不是靠白描取胜的”。想到苏东坡说的“绚烂”归于“平淡”，应该即是此义。太多堆砌华丽的辞藻，会显得文章华而不实。吕先生关于《读书》的信，处处可见他对于文字和出版一丝不苟的精神，也可见他超群的文化品味、眼光、格调。这些都是出版人的重要素质，正如俞晓群先生所说，“处处都是光点，处处都有启迪。有志于出版事业的人，读一读它们，一定会有收益”。是了，吕先生的书，要读的。还有张中行先生，他分析黎锦熙、王力和吕叔湘三位语法大师的文章，发现“黎锦熙先生笔下既不清晰又不流畅，王力先生笔下不能简练，只有吕叔湘先生能写得好”。周振甫先生的文章体例，“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专著、论文的所谓‘标准格式’，更像是一篇篇、一段段品质极高的‘书稿审读意见’”。俞先生讲得真是恰切。编辑写文章，最着重也最擅长的就是品评，品评到位，才见编辑功力。

这本薄薄的小书，它承载的信息于我来说，却是太密集了。单是那些名字，就足以令人仰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术、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成就，普通人一生也无法企及。叶圣陶先生，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作家，其实他还是教育家和出版家。巴金先生也是以文章名世，其实他主持文学出版工作、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于出版身体力行，对新文学贡献巨大。许多现在听来鼎鼎大名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都是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如曹禺、卞之琳、刘白羽、萧乾、臧克家、何其芳、严文井……对于陈原先生，俞先生的判断是：“他可能是中国百年出版史上，最后的一位通才。”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前人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丰碑。作为后人，继续这薪火相传的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不管能走多远，攀多高，总是始于足下。

PS:《前辈》书中有几处错误。53页下4行“途径苏联”应是“途经”；55页8行“世界与与世界和平”应是“世界语”，下3行“怎羊打到方块字”应是“怎样”；89页下7行“王世骧”应是“王世襄”；102页第一行“梁山伯”应是“梁山泊”。还有钱锺书的“锺”字有用“钟”字的，不统一。

另外还有几处用词值得商榷。吕叔湘先生说，编辑是负责“挑刺儿”的，至少，我这“挑刺儿”的职业习惯是养成了，哈哈……